赵刚曾参加重要艺术团体“星星画会”，毕业于荷兰马斯垂克学院;获得纽约巴德学院硕士学位。曾任北京四合院画廊总监，在美国、意大利等地多次举办个人展览。

　　记者：据了解，您在获得硕士学位时，主修的是试验电影专业。作为一位架上绘画艺术家，您认为影像类专业对绘画有哪些帮助?

　　赵刚：此前我一直对电影感兴趣，我认为当代艺术的表现语言，实际是一个间接物，绘画并不代表所有的当代艺术。通过绘画创作能够充分阐释艺术语言，我会用绘画表达，如果绘画的力度不够，我会采用影像等手段进行体现。对于当代艺术来说，艺术家应该用自己所知道的表现方式，来描述自己的艺术体验。

　　近期，我更多创作的是一些影像和装置作品，例如下次展览展出的将是一件装置作品，由沙发、桌子等家具组成，体现出中国“新贵”阶层的状态。当代艺术的表现形式不一定是绘画，只要能表现出艺术家的心理状态就可以。我已经4个月没有画画了。此前，大概有10年的时间，从1991年创作完成最后一幅作品后，我就再没有架上绘画作品，直到2001年，才开始新的架上绘画创作，艺术需要不断有新的想法出现，表现形式多样化对艺术家来说是件好事。

　　记者：目前，很多中国艺术家认为创作压力很大，您与美国的画廊也有很多合作，您认为美国艺术家是否存在很大的创作压力?

　　赵刚：目前，中国出现了大量的职业艺术家，他们以卖画来支撑自己的生活，这样的现象在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也出现过。对于任何国家和地区的职业艺术家来说，创作都是一条非常艰辛的道路。我不是职业艺术家，也不想让自己成为职业艺术家。

　　记者：您如何看待目前当代艺术的“学术性”?

　　赵刚：我认为，目前当代艺术谈不到“学术性”。因为身在当代很难有“学术性”出现，学术与历史有些类似，是今后的人们研究现在这段历史的参考，成为分析当时社会状态、思想状态、生活状态的一种途径。

　　记者：您如何解读“当代艺术”?

　　赵刚：我认为，当代艺术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形象工程”。在经济社会中，很多“形象工程”变成了商品。

　　记者：很多艺术批评家、评论家都在讨论当代艺术的“学术性”，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赵刚：很多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是被西方收藏家购买的，但是西方的评论家并没有真正对中国当代艺术进行评价，因为中国与西方在当代艺术方面的衔接还不够，因此很多中国批评家、评论家便想尽快地进入中国当代艺术的评价体系内，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盲目的。我认为，中国的批评家、评论家处在“文人”状态，总想将当代艺术“学术化”。艺术家举办个人展览，邀请批评家、评论家为其写文章促进作品销售，其实批评家和评论家也是一种猜测，没有太多的“学术性”成分。

　　记者：您认为西方语境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家来说有哪些帮助?

　　赵刚：不会产生直接的帮助，只是会形成西方的艺术意识形态，但是在这种艺术意识形态下创作的作品，很多中国观者可能会不理解。

　　记者：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中，有很多观念艺术作品，对于此类作品您的看法是什么?

　　赵刚：观念艺术家需要对各种现象有冷静的分析。我认为，在目前的中国当代艺术界，似乎不成为观念艺术家就会遭到是否是艺术家不聪明，或者教育背景不好之类的猜疑。“观念”是一个复杂的词汇，它不是形式，而是一个体系的研究，我觉得目前中国的观念艺术家不多，同时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观念性”，体现的还不明确。

　　记者：挪用、拼贴的作品被很多人所诟病，您如何看待这种“符号”化作品?

　　赵刚：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艺术创作，开始总是要找到一个切入点，切入点成熟后“符号”就会产生，“符号”化作品很容易被人接受。同时在新的作品创作中，有些艺术家可以离开成熟化的“符号”元素，有些艺术家则不行，这无可厚非。

　　记者：您怎样评价目前中国当代艺术中，影像和装置作品的发展?

　　赵刚：对于艺术家个体来说，目前中国有很多年轻艺术家的影像、装置作品都很优秀，但是在群体上看，中国的影像和装置作品还是有很多西方艺术的痕迹。

　　记者：您曾经担任过画廊的总监，您如何看待目前的中国收藏家群体?

　　赵刚：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收藏家应该用发展眼光来看待艺术作品。实际上中国和西方的收藏家没有区别，很多美国收藏家在购买当代艺术作品时不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对于作品也不了解。我认为，收藏艺术作品，还是凭收藏家的个人兴趣，收藏没有品位之分，只是有的收藏家收藏的作品被更多人所认同，我们对中国的收藏家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

【编辑：虹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