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当代艺术似乎已成了一种类似广告公司或策划公司的综合能力竞赛。艺术家的工作是否有必要，或怎样才能不沦为在市场内玩弄的一串串诡计？

　　去年年底前在日本东京参与做一出名为《失家园》的戏。一起工作的除日本和中国港台的剧场人，还有印度和阿富汗的。各地各人带来的经验和故事交融在一起，在短短的十来天里酿成戏剧，生活和创造出剧场及剧场作品。

　　这样生成的剧场，不再是焦点透视下的古典剧场，而是复调叙事、拼叠画面的当代戏剧时空。从“家”出发的各种亚洲命运的叠加，唤起了对更为庞大和复杂命运的追究。剧中的独白如是问：“是因为要遭逢异族人贪婪的、好奇的、羡慕的、冷漠的、友善的眼光，而要巨变，而要背井离乡，而要商贾横行，于是才有了我们的亚洲?”那些天，戏剧、剧场和观演者们汇聚一起，大概成了这样一种努力：“在一场场的灾难、一段段的流浪、一遍遍的检查、一次次的发展之后，或许仍不太习惯，但终是要由我们自己的舌头与唾液搅拌，从嘴里吐出这古老的新家园的版图。”

　　这样的做戏方式严肃，然而又非常温暖。它不靠观念至上的闭门造车，而是有许多地方许多人的生动智慧集合一起。导演之一所住的印度东北省份阿萨姆邦，几十年来不少年轻人为了信念中的“家”，离家去打游击，叫做“去了山里”。去了山里的年轻人，有一天回来，却可能只是他们死亡的消息。日本的阿婆被送进养老院，可能太久没人去跟她讲话，我们的演员之一去访问她时，她“咦”“呀”“啊”，连回答的语言能力也没有了。另一位阿富汗导演萨利米，他曾被人用枪指在背后，让他逃跑。放走他的，是多年没见并从此不再见的少年时代伙伴的弟弟……这些孤立的事情，靠了剧场相互映照，它们就不再孤立存在。

　　我们会被什么东西打动?如果有以上的介绍，还觉得这种问题太抽象，那来点更具体的。我们显然、肯定会被天一样高的当代艺术品价格击中和打动，难道不是吗?

　　最近我就看到了最最著名的英国艺术家达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的作品，挂在上海新开的民生现代美术馆里。赫斯特的作品动辄以千万、亿来计价，值那么多钱，全都换成柴米油盐，简直不可想象。但它们跟“民生”有关吗?它们当然跟包括赫斯特在内的围绕作品的那个小圈子里的“民生”有关。但那些人似乎太少，他们的生活，与我们通常使用“民生”这种词汇时所指的不同。因此，我仔细地想了想，如果说赫斯特的作品跟民生有关，那只能讲，那些关于艺术应有的和可及的价格，反映在赫斯特的作品上，达成了资本世界对民生可以达成的最大限度的嘲讽。这种嘲讽伴随受虐快感，如广告效应般，并会撩拨起民生对资本情结的更大迷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