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伟参展作品《人质》

　　今日在OCT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从电影看：当代艺术的电影痕迹与自我建构”展无论从其视觉表征还是内部论坛所采用的语言系统看，都是一个极其专业的当代艺术展示与探讨活动，甚至向公众发布的主题通告，都贯之以晦涩难明的哲学式叙述语调。偏偏它此次对当代艺术的观察，又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上长久空白与匮乏的盲点，它开拓了从电影经验角度审读、辨析乃至碰撞中国当代活动影像艺术的首次尝试，它的稀缺性与先锋性为关注当代艺术的公众提供了尝鲜的快感和求知的欲望。所以说，它需要一个更通俗化的阐释和定义，它需要策展人用生活化的语言来覆盖公众的认知。

　　在政治与娱乐工具之外寻求第三种电影经验

　　“从电影看：当代艺术的电影痕迹与自我建构”展的覆盖范围不是针对理论与实践体系同样完备的西方当代艺术，也没这个必要，而是细化到少人梳理的中国二十多年来当代艺术活动影像的脉络及其所受的特定时代电影经验的影响，包括内地和台湾。

　　“内地和台湾对电影的理解都经历了非常类似的两个阶段，内地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到1979年，电影的潜台词就是政治工具，它只为政治服务，什么人可以拍电影、什么人可以被拍、电影讲述的内容乃至剪辑规则，时刻描述、定义着电影作为政治工具的话语权力与影像规范;1979年以后，内地的电影又迅速地转变成娱乐工具，从制作到内容都体现对全球电影工业帝国好莱坞美学的全盘接纳。而台湾亦是如此，1987年解除戒严令颁布之前，电影为政治工具，之后则为娱乐所御。”不过在策展人董冰峰看来，也就是在内地的1979年后、台湾的1987年后，一些艺术家、电影导演、独立制片人试图从政治与娱乐的两种工具属性中解脱出来，开始探索电影作为媒材的第三种功能，促成了当代艺术活动影像创作的兴起。

　　但正如董冰峰所说，即便内地和台湾的艺术家们对第三种电影的构建提上日程，由于所处时代背景的影响，他们都不可避免地被政治和娱乐的电影经验所影响，他们的美学经验里脱不了政治、娱乐的影子，他们投入第三种电影创作的诱因潜藏于时代土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