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当代艺术家因何产生活动影像的创作冲动?

　　董冰峰提到一个现象，自1979年后，张培力、汪建伟、冯梦波、杨福东……越来越多的批量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开始钟情于影像创作的表达方式。策展人杜庆春分析，中国当代艺术家对影像创作的执迷与爱好，“其原因不在于电影是一种视觉的面向物质世界和生命周遭的工具，而在于‘电影’是一种政治工具。列宁曾用‘所有艺术中，最重要的是电影’这一口号开启了电影的直接的政治意涵，开启了电影这种视觉传播的制作与观看的权力属性。所以，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前卫艺术中有相当作品充满了‘电影引用’的趣味，这种‘电影引用’不是说电影作为技术手段和媒介手段以”影像本体论“的思考方式进入了前卫艺术，而是强调其中的另外一个侧面，就是电影作为一种媒介的政治学被引入了前卫艺术，也就是影像制作作为一种话语权力和社会建构手段被前卫艺术作品所关注。”

　　“威廉·韦格曼等人的录像作品使得中国的一些艺术家放下了画笔，转而摆弄起摄像机。那是一个消息闭塞、条件简陋但勇于实验、说干就干的年代，并且，从艺术的策略性考虑而言，采纳新的媒介也便于艺术家们闯荡出一番不同的个人天地。”策展人朱朱更愿意从个人心理来分析内地当代艺术家扛起摄像机的动因，“如果说西方的录像艺术产生是源于他们对体制的反叛。在中国，在艺术家们拿起摄像机这个动作之中，也许隐含了两种心理情结，一是‘西方崇拜’或者说是对于‘先锋性’的追求，录像这种新异的手段和语言方式在当时仿佛意味着前卫的前卫;另一个情结则更为直接地关系到了电影，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无疑仍然闪耀着它现代神话般的光环，是我们贫乏的生活中最具梦幻感的体验之一，不妨依此来设想，艺术家们转而从事影像艺术的那种冲动，部分地因为其深切地勾连到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电影梦’。”

　　用碰撞发现整理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像经验

　　时至今日，中国当代艺术家仍在频繁采用活动影像的方式介入艺术创作，或者说他们仍然钟情于用电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创作思想，并且呈现出被西方接纳的两个不同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