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以威尼斯电影展为代表，多接纳中国政治波普的艺术影像，继承了西方冷战结束以后热衷艺术图示与消费主义结合的主流意识;另一个则是卡塞尔文献展，前后三次接纳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影像作品，它并不以冷战后艺术图示的概念来理解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影像作品，它所选择的作品最贴切我们所描述的影像经验的作品。”董冰峰所说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像经验”有别于西方，上世纪60年代，西方影像艺术史从德国的经典艺术电影开始，经历了70年代的实验电影、80年代的M T V，一直到90年代美术馆的影响行为，“但中国很奇怪，它在上世纪90年代借鉴西方60年代的经典艺术电影，2000年后，直接与西方90年代的美术馆的影像行为接轨，没有M T V，没有实验电影，它直接从源头进入与西方平行的状态。”

　　“与西方系统的影像艺术史相比，我们的影像艺术史没有自己的一套语法和理论方式，我们需要发现、整理中国当代艺术家在特定环境背景下如何运用自己的经验展示创作的脉络。告诉西方，我们的影像创作里有西方艺术的诉求，但完全不是按西方的影像语法来界定。”不过董冰峰也承认，作为一个开放式的研究讨论平台，每个参与讨论的专家受各自研究领域的限制，或许只能在某个专业部分给出意见，或许整个展览结束也无法给中国当代活动影像艺术一个准确全面的定义和规律总结。

　　“我们不要做一个下定义的展览，只是希望通过两三年的工作启动这一领域的探讨。参展艺术家也是按讨论方式接近的原则选择，不可能将所有的影像艺术家囊括其中。我们希望这个展览能循环举办，到德国及我国台湾，不断发现新的艺术家和作品，不断延伸。”董冰峰告诉记者，当初四位策展人分开命题、各自提交对中国当代影像艺术分类方法时出现了一个小惊喜，每位策展人对中国当代影像艺术的分类竟然都是“叙事、机器与机制、实验、文化现场”的四段论，不约而同。这，至少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编辑：张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