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是诗人里尔克不断沉思冥想的对象，他在《杜伊诺哀歌》中把变形当做人的基本任务。“我们的/生命凭着变形进行”。近期我又读到一本阐述荣格心理学思想的书，描述探讨成年期在心灵中出现变形的精神过程，将它视为自我实现的方式。

这里还有一个自性原型的概念（是荣格心理学最重要的成果）。自性就是人的精神或人格的组织原则，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统一体，尽管它在人的一生中有待成熟和发展。“……自性是我们生命的目标，它是那种我们称之为个性的命中注定的组合的最完整的表现”。那即是一个人原本的型构，在人的前半生总是处于潜伏的形式。

读书之余，我回想自己生命中的精神历程与创作生涯。我正是通过中年期开始的变形，来显现自性的。它仿佛是来自岁月的沉积——一次次小的变形；在某一时刻，赐予我一个意外的礼物一般——一次大的变形已经开始……

如同蝴蝶，在达到完整的变形前，从毛毛虫阶段进入漫长的蛹化时期——封藏在茧缚的黑暗之中，经历着缓慢的变化、种种危机，储存着能量，等待着那个时刻——长出翅膀、自由翱翔。科学研究表明，蝴蝶几个阶段的变形并不是生物从本质上由一种变化成另一种，只是在外观上全然不同。在深层次上，原初之物（同一的组织结构）以细胞质的形式存在，在不同阶段呈现为不同形态。就如一个人 在中年以后，朝着从属于自性的“真我”的精神变化得以实现。

现在，“二次诞生”的我开始有了一点贴近事物本质的思考能力。我从中年后期往前期、青年、少年追溯：一向是热情激荡、极富感性的人，怎么理性的色彩日益浓起来？回顾以往，在我生命的早期就存在理性因素。比如十几岁就啃马恩列哲学著作（那个封闭的年代几乎没有西方其他的哲学著作能被我这个中学生读到）尽管连真正读懂都谈不上；男孩们对一些理论问题的讨论我也有兴趣旁听或参与，我是唯一在场的女孩……在外部现实世界的一片混乱中，在那个泛政治化的年代，我对（与政治相关的）哲学理论的阅读丧失了兴趣；也不善于对事物作深入的思考，“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近年来那个隐形的（理性）因素逐渐显现，与感性一道开始趋向一种完整性——我在变成我自己，也在变成我还不是的人。

正如荣格指出的，在中年以前，自性原型可能不明显，因为在自性原型以某种程度的完整性开始显现之前，人格必须通过个体化获得充分的发展。

“自性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自我的合作。如果自我对来自自性原型的各种信息置之不理，一个人就不可能达到对自性的认识和理解。一切都必须成为自觉意识，这样才能使人格获得充分的个体化。”是的，自性的显现不是消极等待的结果，不是随波逐流、循规蹈矩；在“毛毛虫”及“蛹”的阶段就具有反叛、挑战的精神；它是在既定的条件、种种的限制中不断地开辟个人发展的道路，蔑视成规，独行其是，还需要持久的韧性、智慧。

“自性原型是一位内心的向导……经由自性的发展，人会更加自觉地发展自己的感觉、知觉、理解力和生命的向度”（斯坦因）对于我来说正是如此：经受了个人的变形，在感性之侧，那理性的一翼开始振翅……精神能量心理能量的聚集很自然地疏导到创造性行为中。我想，我可以在这些年的画作中找到自身的种种脱换和变形的印记，或者说，作品在随着作者的变形而变形。后半生的这次变形使那些画作日益丰厚起来。冯博一曾撰文：“……雷双的艺术如果说有着某种超验，是指她都是以描摹自然花卉的种种变化来附类聚彩的。她艺术的虚拟空间就是真实空间中奇妙的植物隐喻性在显示着她本身的复杂经历、情感、记忆的张力，画面的缥缈的虚幻性和花卉的逼真性正是她内在精神的紧张，这种紧张的压抑其实就是显示了过往经验的针对性。这里的一切毫无疑问是‘过去’，但却是如同自然之物的属性一样虚拟着过去。具体的各类花卉被抽象的色彩、笔触所笼罩就是她油画艺术展开的关键。尽管她不是简单直接地表现现实的复杂，但不过这也许反而成就了她的创作，因为远离现实使她的艺术保留了她寓情的细末微节，凸现了作品自身的神秘性。”

在我近年的画面中，那些有质感的细节与理念之间形成一种张力（最终达到的是协调的状态）；而我前期的大部分画作尽管技艺精湛，张力却不如后期的。（对于后期的画作）吴永强先生说：“……与你作品最接近的例子应该是诗……但它们仍然不属于纯粹的感觉世界（纯感觉的欣悦有时只需要点聪明的匠气就可给予满足），而是在情致与理念的大门边徘徊——眼前是感觉，回看却是生命，是历史，是洞穿荒谬的深邃，是永远不会被踩在足下、烂在泥里的心……”我想，作品中包涵的那个理念的因素是随着作者自性的发展而增强的。我的“向日葵”也许就是我的一种成人心象形态的实现？

但愿我的感觉、知觉、理解力都被那个看不见的自性原型统领着——在最深的可能意义上成为自己。

“毛毛虫将化生为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存在：一只蝴蝶。它再也不为泥土所累，而代之以盘旋花上，穿梭花间，以空气的流动和自己的直感为依归。它将使自己摆脱坟墓般的茧缚，弄干它的翅膀，生出展翅高飞的技能。”

【编辑：唐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