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第二章节《“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展览现场

艺术锋尚：您怎么看待当代艺术在社会语境中的价值取向以及艺术介入社会的境况？

汪：我们之前的那种二元对立最根本的是发生在“我思故我在”的荒谬逻辑中，一下子就把这个世界和你变成了两份。当代艺术应承诺攻击这个社会最隐秘的失去民主的漏洞，我所攻击的是，“只能用一种方式思考这个世界，以及这种思维方式怎么形成的。”限定身份更重要的是限定了一个公共的声音，这就是黄灯的状态，就是你不见得能决定什么事能做与不能做。很多人把当代艺术当做娱乐，如果作品里没有娱乐的成分，就没人理。其实当代艺术从来没有承诺过只是娱乐大众，一个艺术品除了娱乐以外还有其他的功能，其实布莱希特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戏剧不仅仅是满足人某一种欲望的形式，反过来它也许是以提问的方式让你感觉这社会还有另外一种让你不这么娱乐的事情。”

艺术锋尚：您以往多次谈及不确定性和质疑是您创作的核心理念，通过跨学科之间的衔接，似乎在寻求一个相对客观存在的空间；您通过不同材料的尝试使得创作的指向性更加具化。

汪：当代艺术从来就没有承诺用什么新的材料和形式来呈现作品，新的材料一旦说出来就已经变成历史化的东西了，就像十年前有人说他是唯一的电脑艺术家，但两年以后电脑变成了日常工具这个词就消失了，所以不要用任何一个现行进步的观念来要求艺术，这也是对大众误导，认为只有建立在新材料的基础上才叫新艺术。至于跨学科和跨界的问题，我认为“界”在每个人的脑袋里都是模糊的，说不清楚。其实每个人都处在跨界当中，尤其在今天边界是如此之可以跨越，传统意义上的长城早就终止了，我记得最后一座物理意义上的墙——柏林墙在10年前就倒塌了，从此用物理上以此来划定界限的墙就不再有了。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为我们所学的知识建立一道城墙。我们就处在一个没有界限的境地，这就是“黄灯”。是不是没有界限就感到沮丧，而有了界限才感到安全呢？这是当代艺术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是当代艺术的紧要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