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和文人士大夫取得共识的高明政治策略，那么，不管文人画怎样地修身养性和超凡脱俗，怎样地寄情山水、天人合一，都离不开封建时代的政治文化和文化政治。而文人在艺术中能做的事情，就是把社会化的政治文化转变为个体性的文化政治。这一转变非同小可，其作用是保存文化精英力量，使艺术得以在民间社会以某种自主且不无自由的方式生长发育，由此而使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创造达于巅峰。
只有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时代，艺术才会直接变成政治。这从黄巢的咏菊诗即可看出：“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气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其喻意显然是黄袍加身，改朝换代。这是艺术与政治合二而一，至毛泽东要求艺术必须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自有其农民革命的逻辑性。
旦凡艺术服务于政治，就只有政治功利而没有文化建树，即使讨论所谓艺术形式，也不过是装点政治内容的文化僵尸。能让僵尸复活一时，固然也可见个人才能，但从文化艺术史层面看，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谈不上什么创造性价值，比如因革命而重启的旧体诗。艺术与政治合二而一，或艺术服务于政治，只能是艺术的灾难、文化的灾难和人的灾难，这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阿富汗的伊斯兰塔利班运动中已有明证。所以，讨论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绝不能忘记历史教训，即使又有了新的革命抑或改革的名义。
这里的区别是政治文化和文化政治的不同。“政治文化”是个新词儿，着眼于政治而非文化，是政党、政权、政府将政治理念推至民间的说辞。本质上讨论的仍然是夺权与掌权，权力和权利的问题。即使强权要施之于人，平权要赋之于人而具有某种文化属性，那也是关于政治的文化，是政治家的战场而不是文化人活动的地方。比如梁思成和毛泽东关于北京城建设的看法就完全不对等，文化人不仅受制于而且受辱于并受害于政治家。再比如台湾选举总统的政治文化，也是一帮政治家闹腾恶斗的结果，而不是文化人关于民主程序的最佳设计。政治文化的价值判断来自历史与人权的进步性和合理性，以及二者之间的协调性等等，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姑勿论。
艺术和政治真正发生关系的领域是文化政治，而且必然会和必须要发生关系。在此一领域艺术家应坦然地介入政治，你可以超越政治文化但不可能超脱于文化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具有泛政治性质，当代艺术尤其如此。原因很清楚：经济与资讯的全球化，必然带来不同政治实体的文化竞争，这些政治实体包括国家、民族、社群、城市、行政区域和地缘或非地缘的宗教等等。它们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文化博弈是不可避免的。跨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就是文化的政治化，而当代艺术作为文化学意义上的艺术形态，必然是泛政治化的。可以说，这是对现代艺术本体论和语言论的消解，其实现代主义艺术包含的矛盾正在于形式上的本体论与语言表达上的个体性难以统一。而艺术作为一种“语言”，始终只能以言语方式存在并很难归纳出语言的系统性，尤其是元素单一、对位明显、结构完整的系统性。我想指出的是，前段时间中国美术界关于抽象艺术的热议，最大的误区便是执着于本体论和语言学阐释。其背后的政治含义，不过是以形式和谐掩盖社会冲突，和官方意识形态吻合而取得“完全的合法性”。其间既无江湖与庙堂之别，亦无自主与自由之争，难怪一批执掌艺术机构的文化官员热衷于此。这种在集权政治中安全而又“正确”的艺术实验，被奥利瓦誉为“天上的”、“伟大的”艺术，真是莫大的讽刺。唯一令人不解的是，奥利瓦先生怎么一遇到中国艺术问题就总是大犯糊涂呢？
艺术的言语学转向确定了当代艺术的文化政治性，因为言语学研究的是语言的运用，是艺术作为在场话语和语境、和传播、和话语权的种种关系。所谓语境包括现场语境、现实语境和历史语境。所谓传播指的是通过不同渠道造成视觉心理反应并达成思维智慧的同化与调整，其间必然涉及艺术与惯性意识和无意识的关系。而所谓的话语权，则必然涉及话语形成过程、话语价值判断的文化地位和社会关系，以及文化权利的分配与再分配问题。必须指出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艺术语言”，较之于日常使用的词语语言，本来就更多属于言语学而非语言学的研究范围。
说当代艺术是一种文化政治，首先是指艺术可以超越政治文化的狭隘功利性而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其前提是艺术创造的民间性与个体性。中国古代艺术的伟大成果，来自那些甘心还乡或不得不归隐，以及那些“身在魏阙，心在江湖”的文人，是其根深蒂固的民间属性，为他们带来了在传统延续的集体系统中某种个人创作的自由。而艺术进入现代之后的最大区别，就是艺术家个性的彻底解放，使个体性超越集体性而成为艺术创作的前提。中国当代艺术作为文化政治的焦点正在于此。中国社会并没有因为民族国家的独立，也没有因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建立起民间公民社会。相反，由于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即政党意识深入基层，民间失去了自主、自由、自发地发展文化的权力。现代公民的培养和民间社会的再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尚未完成又必须完成的启蒙任务。如何避免中国人在狭隘民族主义和狂热革命情绪的驱动下，由臣民变成暴民，最是国民性值得警醒的地方。而从臣民转变成公民，不仅有待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有待于教育目标与体制的根本改变。现在全世界都怕中国，怕的是如此经济增长、如此人口众多的大国，一旦崇尚大国沙文主义并走向国家社会主义，那将是世界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东西方冷战，皆祸源于此。
当代艺术的出发点是人作为个体存在的丰富性，即精神个性生长、发育、充实、深化和升华的要求。当代艺术的自由发展有助于民间公民社会的培育，这是不言而喻的。对中国大陆而言，这是当代艺术最大的文化政治。更进一步，当代艺术是充满问题意识的艺术，从生态问题、资源问题到社会问题、现实问题，再到文化问题、精神问题，无一不在当代艺术家的视野之中。对人类存在和个人生存诸多问题的关注、体验、质疑、揭示和感悟，本身就包含着文化政治立场和文化政治态度。问题意识是当代艺术介入文化政治的切口。
说当代艺术是一种文化政治，还在于当代艺术在相当程度上属于文化学范畴，是刷新文化建设的前沿领域和关键部分。这不仅是因为视觉文化及其传媒方式，在数字科技的推动下，正在突飞猛进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当代艺术代表了不同国家、地区、城市、社群的文化创造力合文化竞争力。在重商主义唯利是图的意识形态弥漫全球之际，当代艺术以其和生命需求、和精神需要的直接联系，始终是专制主义、文化工业和习惯势力企图操控人心的抵抗力量。作为人类追求自由的艺术化生存方式，当代艺术在人的发展与物的重生、在捍卫视觉思维性和助长文化智慧性的过程中，正在创造新人文主义的历史价值。
在诸多可以展开讨论的问题中，历史文化资源的转换是一个核心问题。当代艺术和现代艺术的不同之处，正在于改变反传统的文化姿态，重新面对历史文化资源。传统对于现代化进程而言，不再是完整承传的文化体系，而是可资利用的历史资源。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的一体化，相反，人在精神上倾向于无限多样的个性要求，证明了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必要性。对当代艺术家而言，如何分解与利用集体性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资源，在个体创作中进行观念即思维的转换，既是对自身文化身份的确证，亦是对古老文化智慧的拓展。而文化身份的差异和文化智慧的共享，正是当代艺术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
【编辑：成小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