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艺术史论家邹跃进

在中国的美术批评家里面，邹跃进是我最早认识的一位。那还是1991年，我大学刚毕业，就把在校期间创作的一些作品运到了北京，准备在北京艺术博物馆举办一个展览。因为是初出茅庐，害怕这个展览搞起来会冷场。于是，我便拜托中国戏曲学院毕业的老乡刘毅帮我张罗。刘毅很仗义，把我的事当成他自己的事来办，不仅给我开了一大堆在北京美术界的老乡名单，而且还一一带我前去拜会，我跟邹跃进就是这样认识的。

那时候，邹跃进正在中央美术学院读美术理论的研究生，比我所读的大专高了好几个台阶，让我很是仰慕。现在的研究生已经多如牛毛了，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研究生虽然比不了过去的金榜题名，但也是百里挑一，响当当拿得出手。在我过去学画的老师中，就没有一个是研究生毕业的，更何况还是中央美院的研究生。所以，当刘毅向我介绍过邹跃进的情况之后，未待见面，我心里已经矮了几分。

不过，见面之后的邹跃进，却轻轻松松打消了我的心理畏缩。他不仅为人和善，没有一点架子，而且言辞诚恳，喜欢直抒自己的意见。第一次见面，他就对我的作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为我指出了未来发展的几点可能。不仅如此，我的个展开幕时，他还从东城的校尉胡同倒了三趟公交车，花了好几个小时赶来海淀为我捧场。此情此景历历在目，现在想来还能让我感动。我甚至觉得，假若没有邹跃进当年对我的鼓励，也许我早已经打了退堂鼓，也就没有可能今天还坐在这里来写他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邹跃进无疑是我当年的伯乐。

千里马易得，伯乐难寻。难就难在千里马和伯乐不在一个层面。对于千里马而言，往往是矮梯子上高房----搭不上言(檐)。所以，才有“礼贤下士”一说。但现实生活中的伯乐们果真都能够做到“礼贤下士”吗?难!

我跟邹跃进交情深厚起来，是从“艳俗艺术”开始。那是我到了圆明园之后，这期间，我跟艺术家徐一晖等人交往甚密，并由此达成一种艺术观点的共识，那就是艺术要投入生活，关注身边的流行文化动态。这也就出现了“艳俗艺术”的最早雏形。为了使这个雏形能够一步一步完善起来，我们需要更多理论上的支持。于是，我又想到了邹跃进。此时的邹跃进已经在中央美院任教，并随学院的迁徙搬到了北京东北面的望京地区，离我们住的圆明园已经越来越远，往返之间要跨越整个北京城。但邹跃进在我这个朋友的嘱托之下，从来不觉辛苦，经常会骑着他的电瓶车从望京跑到我们在圆明园的陋室来，跟我们一起席地而坐，探讨艺术，交流思想。这些感人的情形，也已经化作了徐一晖当年对邹跃进的评价：“老邹这个人，够哥们!”

“艳俗艺术”后来浮出水面，让不少曾经的参与者脱贫致富，越上小康。有邹跃进的功劳，应该计到账上。

命运有时候会阴差阳错，在邹跃进看来艺术上蛮有前途的我，不想后来竟然放弃了艺术创作，也跟他一样爬起了格子。我不知道邹跃进对我的这种转向怎么看，但我后来爬上格子，应该说潜移默化还是受了邹跃进的一些影响。正是在与他深入的交往中，我不断体会到了思想的乐趣，而这种思想的乐趣，就是我从事写作的全部冲动与灵感源泉。

迄今为止，在我所认识的中国美术批评家当中，邹跃进仍然是最善于思辨的人之一，尤其是在与别人的思想交锋时，他总是能够抓住对方逻辑上的一些疏漏，从中反证出自己的观点。这种思维的整密、严谨，是不是跟邹跃进受过正规的学院训练有关?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在今天的中国美术批评圈里，我虽然与邹跃进意气相投，但并不属于一路。旅居加拿达的美术批评家段炼，曾写过一篇为国内美术批评家分类的文章，他把邹跃进放在学院的史论批评家一类，让我有一种英雄所见略同之感。看来，一个人的思想轨迹也有它自己的命运，这就如同人与人之间的缘份一样，都是天定。
 

【编辑：陈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