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其

近期当代艺术在争论是要“西方化”还是“回到传统”，实际上这都是伪问题。去西方化和反传统都是不必要再讨论的问题，我们只能讨论如何使用西方现代性和中国的传统。

经过二十世纪一百年，西方现代性中的普适主义这一部分，已成为中国人血液中的一部分，要去掉是不可能的。西方现代艺术打破了媒介使用的界限，使艺术形式从传统的雕塑和绘画扩展至装置、现成品、概念艺术和多媒体等形式;西方艺术还涉及了工业社会、大众文化、女性主义、无产阶级解放等广泛的现代性议题，我们不可能说西方人先行一步，我们就不能再涉及了。

在中国明朝的时候，西方社会初露文艺复兴的曙光，以张扬人的主体性和个性解放冲击政治和宗教专制主义，与之相应，产生了写实主义艺术对人的肉体和个性欲望的表达。中国上千年的绘画史实际上是没有人物画的，有的只是神仙鬼道题材，即使历代皇帝和官员的形象，只能算是画社会角色，而不是画人。中国传统所谓的“人物画”中官员和皇帝的脖子以下就是一件扁平的官服，人是没有肉身质感的，因此这种“人物画”只是画身份，而不是画身体。真正意义地表现人的个性和主体性的人物画直到民国才开始，这至少比西方晚了五百年。

有关“人”的主体观念，在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中也是缺位的。道家将人看作一个“自然人”，即人跟山水树木禽兽无甚区别，都是自然的一部分;儒家将人看作一个“社会人”，即人是一个社会关系中的角色，虽然儒家承认人的社会性，但不讨论人的个性和主体性;中国化的佛教支派禅宗则将人看作“空无”，连人的概念也无从谈起。中国数千年的历朝历代都支持并强化儒释道有关“人”的正统解释，其核心思想都不鼓励人的主体性、个性解放。直至文革时期，虽然革命的理想是解放每一个人，但毛泽东极端的意识形态强调将人民变为丧失个性的“集体主义”战士。

现代专制主义的宣传画艺术也竭力将“人”变为千篇一律的“人民”，无论前苏联、文革时期的中国还是北朝鲜，尽管在二十世纪普遍引入法国大革命的古典写实主义，并表现人物结实的身体，但极左共产主义的宣传画都实施了一种“健康向上”的美学专制，即只允许表现人物斗志昂扬、笑逐颜开的表情和精神状况，不允许表现颓废、感伤、忧郁或灰色情绪等所谓的小资情调。

现代专制主义的宣传画热衷于两类题材，一类是革命领袖骑在战马上南征北战，这个图式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大卫等人的图像风格，其代表作即拿破仑骑在战马上那张画。今年三月我在台湾策划展览，特意去台北的中正纪念馆(即蒋介石纪念馆)，纪念馆里有几张蒋介石骑在战马上指挥北伐战争的油画，跟靳尚谊一代画的红军长征油画没什么区别。这让我很震惊，所有以革命为名义的现代政治宣传画何其相似，革命领袖的“马上征战”图，无论拿破仑骑在战马上、金正日骑在战马上、斯大林骑在战马上、蒋介石骑在马上\毛泽东骑在战马上，其图像风格一脉相承。站在台湾的中正纪念馆蒋介石气宇轩昂的“北伐征战”那幅画前，我想如果自己从小看这幅画长大，而不是在大陆接受妖魔化的蒋介石宣传，也许我会像父辈膜拜毛泽东一样崇敬蒋介石。

现代专制主义的宣传艺术另一大题材是人民的脸上“笑逐颜开”，表情比吸毒还兴奋，满脸红扑扑的，开心得不行。六十年代新浙派方增先等人画得就是这类“笑逐颜开“的人民表情。“笑逐颜开”是一种幸福的证明，现代专制主义的宣传画想要达到的图像效果是要让全世界知道这个国家的人民一直都很开心，连点忧郁都没有。改革开放三十年了，文革遗风事实上依然存在，前两个月我参加中国摄影家协会有关改革成果主题的大型摄影画册座谈会，这个画册选的人物摄影都是跟文革宣传画一样的笑逐颜开的底层民众，他们在百货大楼里笑、在建设工地笑、在高铁上笑、在街头等车也笑，感觉改革三十年是在没有任何痛苦和曲折中进行似的。最近798艺术节出版的十年摄影回顾画册中，798游人的脸部表情都选的是这种文革式的“笑逐颜开”照。就这一点而言，当代艺术如果不画“骑马征战”、“笑逐颜开”，是很难真正成为主旋律艺术的。

由于中国的专制主义的生命力历经弥久，中国艺术也不经意地开辟了一些人类艺术的探索领域，比如书法和有关自然题材的水墨画。中国的古代文人无奈地绕过专制主义对社会和政治题材的禁区，在有关自然主题的哲学和艺术中找到了自由和境界，并在这个领域至今领先于世界。因此，在评估中国的艺术传统时，不能因为中国十四世纪以后有关人的主体题材的衰败，就认为中国艺术传统一无是处。

从民国时期开始，徐悲鸿等人试图为中国的水墨画注入现代人物题材，这种想法又过于自缚于一种狭隘的艺术范围。毕竟现代艺术的手段很多，表现人的个性和主体性可以用电影、摄影、行为艺术甚至抽象艺术、观念艺术，何必一定要在水墨中重生。

【编辑：成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