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美术学院主办的“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跨国之后”学术论坛上，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艺术史教授詹姆斯-艾尔金斯（James Elkins）做了一个“艺术批评、理论与艺术史的学习中的观念问题”的演讲（见《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跨国之后》，古桥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现场有学生提问：

“作为有主导话语权的西方艺术史学者是怎样看待东方特别是中国当代艺术的？”

詹姆斯-艾尔金斯回答：

“……作为一个艺术史学家我希望看到中国的艺术史学家以及学习艺术史的学生在将来的工作中更多地用中国的解释方式、角度和中国专有的词句来解释艺术。高名潞先生已经出版一本书——《意派论》。这本书不一定具有很大影响力，但是至少它能够用中国的观点、角度、语言、中国的表达方式来描写当代艺术。……”

针对硕士研究生廖上飞有关中国批评家的批评理论的演讲，詹姆斯-艾尔金斯又说：

“在西方，也有很多学者在批评高名潞，比如汪悦进（Eugene Wang哈佛大学教授），汪悦进认为高名潞的理论仍是在西方的范围之内的。你也许可以从社会角度入手的这种研究方法中脱离出来，完全进入你认为的中国语境中，但这种可能性有多大？怎么摆脱西方？”

很明显，詹姆斯-艾尔金斯的观点就是——西方学者是用西方专有学术话语（包括专有思维方式、观点、角度、语言、词句、甚至语法结构等），所以中国学者也应该用自己专有学术话语（其他非西方学者也一样），应该所谓“摆脱西方（专有学术话语）”。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我们并不陌生，它不仅广泛存在于西方学者中，也广泛存在于中国学者中。这些学者以为这种观点的“正确性”是不言而喻、天经地义的，就像各个民族都应该有自己的语言一样不言而喻、天经地义。然而，正是这样的貌似正确、实则荒谬的由西方强势文化主导下的观点，近些年来似乎成了中国许多学者的“魔咒”，他们在膜拜而又模仿西方学术的同时（从五四以来），毫不犹豫地转向寻求所谓的“中国专有学术话语”。而他们所谓的“中国专有学术话语”实际上是指“中国传统学术话语”，因为只有相对封闭的传统才有所谓“专有”。但所谓的“中国传统学术话语”实际上也不纯粹属于中国，比如禅宗实际上来源于印度佛教。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滑稽局面——即拿着采用“中国传统学术话语”书写的所谓的“现代学术”，去与西方采用“西方现代学术话语”（其实是现代科学话语）书写的真正的现代学术进行所谓的“对话”，结果不仅中国学者自我感觉良好，而且西方人也“大加赞赏”，却全然不知中国那种采用“中国传统学术话语”书写的所谓“现代学术”，不过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翻版。这种伪现代学术只会进一步加深中国这个民族在铁屋中昏睡的“美梦”，而无法促其成为一个自由、独立、开放的觉醒的现代民族，这是今天的文化帝国主义求之不得的，从而实际上掉进了自觉不自觉的西方殖民、中国自我殖民的后殖民陷阱而不能自拔（“后殖民”或说“文化殖民”常常表现为这种“自觉不自觉”）。

之所以说詹姆斯-艾尔金斯的观点是“貌似正确、实则荒谬”，这是因为现代人文学术研究本质上仍然属于现代科学，它与现代自然科学在探索真理的科学方法论（概念、逻辑、实证等方面）上并无本质区别。而现代科学（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仅仅属于某个民族专有的话语，所有的现代科学话语都有真理揭示性识别的共通性，它属于世界科学界和各个民族共有共享。尽管现代科学话语由不同民族的人发明创造，但这些话语对于真理揭示性识别来说都具有共通性，否则无异于巫术梦呓。某种新的科学话语（包括词汇、用法）一旦发明出来，就会马上被整个科学界（包括各个国家、民族）共享和使用。世界现代科学话语从来就不是完全由西方发明创造的，而是世界各个民族（包括中国）共同参与了创造，只不过世界现代科学话语主要由西方创造，对于人文科学更是如此。

所以科学话语根本不存在民族特性——所谓的专有思维方式、观点、角度、语言、词句、甚至语法结构等（民族语言种类不构成专有话语方式），它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原创的民族归属性只在科学史研究中才会被关注），只存在共同的科学性（真理揭示性），科学话语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原创的民族归属性，而在于它的科学性——真理揭示性及其丰富性、深刻性（对应于思想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而越是具有民族特性的所谓“科学话语”，由于它的非共享性而越不具备科学性，也就越没有价值。所以重要的是科学真理的发现及其相应的新的科学话语的发明创造，而不是什么“民族专有学术话语”，这种“民族专有学术话语”无一例外地都是自以为“专有”的“民族传统学术话语”。所以各个民族传统的所谓“专有”学术话语需要进行现代科学话语的转换，但这种转换必须以自己的新的科学真理的发现为前提，不然所谓的转换实际上是对现代科学话语的瞎附会，哪怕是附会西方原创的现代科学话语（这在中国现代学术界非常普遍），也毫无价值。

正是因为西方主要创造了世界现代人文科学话语，才使得众多东西方人文学者以为西方现代人文科学话语是西方专有的（这种观点在自然科学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而实际上西方现代人文科学话语无不具有针对现代文化问题的真理揭示性，具有强烈的科学共通性，它有很多直接来源于或受启发于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成果，根本不是西方传统人文学术话语的移植，即使其中有极少量的传统人文学术话语，也进行了有效的现代人文科学话语的转换（针对新的人文科学真理的重新阐释，赋予新的内涵），根本不再是西方传统人文学术话语。怎么能说西方现代人文学者使用的是西方专有人文学术话语——西方传统人文学术话语呢？

既然西方现代人文学术话语实际上是新的人文科学话语——人文真理揭示性话语，而不是什么西方专有话语——西方传统人文学术话语，那么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有什么必要强调“中国专有话语”——“中国传统人文学术话语”呢？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欠缺的不是“中国专有话语”，而是新的人文科学真理的系统发现及其相应的系统科学话语（艺术理论）。

以此来看高名潞的“意派”当代艺术理论，由于“意派”极力强调中国所谓“专有”（其实并非中国专有）的传统意学话语，“意派”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意学理论的翻版（详见拙文《意派——文化玄学的妄想症》及其他批评家研究“意派”的许多文章），所以，它正是上述“魔咒”的产物。这从高名潞在《意派论》中的一段话完全可以看出它的由来：

“近来常常听到一些外国朋友问，如果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当代艺术影响了中国的艺术，同时西方在看待中国当代艺术的时候，也更多地带有自己的视角，那么，什么是中国自身的美学逻辑呢？中国当代艺术有自己的美学逻辑吗？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正是在外国学者激发出的要追求“中国专有美学”的身份焦虑中，高名潞开始了他的具有所谓“中国专有话语”——“中国自身的美学逻辑”的“意派”当代艺术理论建构，而“中国自身的美学逻辑”只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这就必然陷入上述“后殖民魔咒”而不能自拔。

高名潞之所以无法破解上述“后殖民魔咒”，根本原因在于他的非科学思维，就像詹姆斯-艾尔金斯之类的其他许多东西方学者一样。

【编辑：成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