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对批评家的批评，为什么要批评批评家呢?因为作为批评家作为艺术的批判者责任如同是一场足球比赛的裁判，假如一场比赛下来，队员们犯规，恶意伤人，踢假球而裁判视而不见，毫无作为，那么就应该向裁判问责。今天当代艺术出现前所未有的价值混乱，任意抄袭，简单复制挪用而没有人站出来针对任何具体事实进行评论，那么首先要问责的就是批评家们。

引起当代艺术批评失语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构成主因的是资本异化，资本对艺术的侵蚀是一个古老的顽疾，艺术家需要生存，批评家同样需要生存。文艺复兴之前的艺术基本上是依附于宗教和国王，直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私有制兴起之后才逐渐出现有个体资助艺术家的艺术赞助人，那么要到工业革命之后才有真正意义上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像马奈，劳德累克，梵高，高更这些人家庭背景都是贵族，银行家，等富有人家，那么之后塞尚，杜尚的家境大家都是知道的。只有“饭饱才能思淫欲”这个‘思’可以看作是想要，也可以看成是反思。其实中国的当代艺术起初也是一些太子党和一些富家子弟引进来的，所谓对传统的反叛，不是在传统的最顶端又怎么能够反叛的起来呢?试着想一想一个三顿饭都吃不饱的人又怎么能反叛的起来。所以说艺术的创新需要相对的阶级基础还有的是个体的生命力，年轻人是最有生命力的，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是人一旦活久了对生命就有依恋的情节了，例如说穷苦出身的雷诺阿，青年时期画一些美丽的少男少女寻欢作乐的场景去讨好资产阶级富人们，但到老了的时候却想自己的作品能永恒下来，画了不少古典主义作品。

所以之前的艺术家是这样，批评家更是如此，因为批评家是在艺术家理念和精神上的再拔高所以他需要更好一个平台。而且批评家是一个来自西方的现代概念，他发展的基础是在一个有效和实时评价系统当中，实时性确定了批评要快，具有新闻属性，不能等到温州的老板都跑光了才说金融体制摧垮了实体经济。而有效性，意味着批评活动不能对着空气挥舞拳头。而这个系统往远了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公民议政体制，近了有新闻的言论自由来做基础。但这两点中国这片神州上都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很多批评批了白批，或者批了不许公开出来。例如说批艺术资本化，他照样资本。批媚俗，她照样媚俗。一方面是因为批评的话语没有进入话语权力系统内部，比如你在微博上批评一个人，和在批评家年会批评一个人就完全不同。另一方面是批评家批评的对象不具体到个别现象，让批评总是悬置在空中。

而且批评需要鼓励性的稿费制度：好的批评自然阅读的人多，而且造成整体性反响之后会作用与批评对象，改良了对象在公共空间的影响，所以需要鼓励这种批评。一个好的稿费制度是建立这种鼓励机制的前提，没有一个良性公正的稿费制度就使得很多批评劳而无获，现在很多当代艺术圈的批评家并不以批评的稿费生存(这让我挺怀念鲁迅先生哪个时代的)，自己也不像西方20世纪的批评家拥有能够养活自己独立的职业，很多批评家依附于画廊，美术馆，基金会，艺术家的稿酬，既然是依附关系，就不能行使监督职能。而且合理的稿费制度是培养年轻批评家的摇篮，只有不阉割生存，才可能不阉割批评。

培养贵族式批评是中国现在批评界应该从事目标，因为中国在当代农民革命之后就没有出现一个阶层能够具有精神领导作用，致使今天中国信仰真空，贵族式的批评不是意味着要抬高批评家的身份，而是中国的批评家应该像贵族一样表现出一种公正，无畏的领袖气质。今天的当代艺术是种上层建筑，他涉及很多种敏感的话题，很多批评家面对这些作品时采取一种迂回态度，或者和稀泥的方式，将内容撇开而去谈形式的创新，似乎只要创新就是好作品，这是一点都不负责任的，是精神上的懦夫。这种做法使得很多作品在形式上追新求异，但内容上却苍白无力，在所谓的中西哲学背景当中故弄玄虚，其实都是些点子艺术。有些人称他们的作品是观念艺术，继承了杜尚的传统，但是杜尚作品是对西方艺术传统的颠覆，是对西方上层社会审美趣味和权力的嘲讽。那么我们也有我们的审美传统，有人做过同样的事情吗?五四和文革都是对传统文化不加理性思辨的隔离，好像只要是革新了形式，就是批判了传统。纵观西方社会对传统的文化的反叛都不会发生成一次像中国社会一样的全体性的暴力革命，支撑西方革命的力量是理性而不是宗教式的暴力。所以只有理性的看待我们的传统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和继承传统。

今天我们不仅面临一个全球化的语境当中，同时也面临一个中西交错，传统和现代对话的环境当中。价值混乱是需要经历一个长时间来解决的问题，在文化中充分的实践和讨论在现实应用中才可能不发展成为一种暴力的操作程序。作为在当代艺术中成长起来的批评家，一方面面对的问题更加多元，一方面面临需解决的过程更加复杂和漫长，在一个浮躁的社会当中急功近利现象比比皆是，但文化却不是一件能依靠急功近利来完成的事情。
 

【编辑：陈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