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两年有一家公司都是保真拍卖，大张旗鼓地做，而且把我们搞去研讨，他说我们现在搞保真拍卖了，说你们敢不敢保真，我说我们不敢保真，他说你们以后没有戏了，我们保真拍卖一出来你们就完蛋了，我也感觉穷途末路，不过后果没那么严重，后来拍了两次就拍不下去了，因为没有办法保真。所以拍卖公司所说的鉴定其实就是一个大体上的判断，你说它一定是真的，你说了，别人也不敢相信。如果再多说一些过头的话还涉嫌欺诈。所以拍卖公司往往是比较保守的，一定要声明，我不能担保我拍的东西一定是真的，因此他要求免责，这是《拍卖法》第61条第二款，这一条备受质疑，很多人要求修改，认为这是给拍卖公司拍假一个法律上的庇护，其实也不是，拍卖公司是真的不能搞这件事，它担不起这个责。

我们看到在鉴定当中其实存在很大问题，鉴定权是分裂的。我们在不同的语境下，在不同的环境中，在我们相信谁的情况下才能够去讨论这个问题，比如说我就相信画家的家属，我就跟他家属讨论。如果我就相信文化部，就到动漫管理处去找评估委员会。如果我就相信学术机构，就找故宫的专家，好像专家最近也出了什么事情，专家经常受质疑。但不管怎么说总得相信一个人。

如果我相信法律，我相信人民法官是很公正的，我找法院去鉴定，但是你要了解法院鉴定的方法，法院鉴定可跟我们所说的鉴定不一定是一回事，法律的真实不一定是事实的真实，但是一定是程序的真实，法院管审理程序是否正常，比如这个人明明杀人了，但是证据链不足，我无法证明他杀人了，大家都怀疑就是他杀的，但是也得无罪释放这个人，只要是调查程序不合格，或者是证据链连不上，也得释放。还有一些在证据残缺的情况下，就把一个案子安在一个人头上，那是冤假错案，没有杀人也把你抓起来，这种事情也经常发生，因为他要完成破案任务，法律程序上是对的，就是这个人杀的。法院重视的不是事实的真假，他要求的是程序正确。其实法律的真实不一定是事实的真实，一定是程序的真实和正义。我们去找法院寻求鉴定的时候，他的思路跟我们的思路是不一样的。

比对法院的鉴定，我认为艺术的真实也不一定是原创的真实，我们说这件东西是真的，也不一定是原创的，但是他必须得符合一个条件，必须是唯一的，重要的，无可替代的，这是基于对艺术价值的了解。

王羲之的《兰亭序》，到处都在印刷，但是不是王羲之的，真东西被李世民弄到棺材里面去了，但是他喜欢，他说我死了以后，这个东西带到我坟墓上去，这件东西大家认为是王羲之的经典作品，这件东西也很贵，这就是真的，如果今天拿出来卖恐怕20、30亿也挡不住了，明明就是假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就认为是真的？因为它有唯一性、经典性、无可替代性，也就是说那个真的我们实在看不见了，就拿这个当真的了，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其实王羲之今天流传在世界上所有的作品都是当时大师临摹的，已经没有任何一件是王羲之本人写的，它不一定是原创的东西，但是是经典的。

再举一些例子，比如张大千，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女朋友和他的弟子，叫李秋君，上海著名大家族的女士，李秋君是他的红颜知己，当时上海一些名流希望要一些李秋君的画，但是李秋君画不出来，就找张大千画，张大千每天画十把扇子写上李秋君的名字。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肯定是假的，但是你买到一张也很不错了。有时候艺术上的真实确实够艺术的，不一定是原创的东西，但是一定是真的，她亲手拿这个东西送人了，你说不是真的吗？反过来也有张大千弟子代笔替张大千画的画，人家就说是假的。从著作权的法律角度看，无论张大千替弟子画还是弟子替张大千画都是一回事。艺术上的问题必须用艺术的眼光去看，不能太较真，一较真就麻烦了。

艺术品价值逻辑跟一般人的思维有很大差距，如果不认清内在的规律，你真不敢买东西，就错失良机，刚才讲交易机会是最可贵的，只要价格能接受，复杂的学术问题以后再说。先买了再说。

刚才说的是法律鉴定的真实和艺术原创的真实，再看看学术研究的真实和市场认定的真实是怎么样的，学术的真实，学术的鉴定，我基本上总结就是鉴而不定，他老在鉴，但是永远定不下来，因为他允许百家争鸣，比如几乎故宫所有名画都被人家质疑，没有不被质疑的，但是不被质疑是不可能的，质疑也不可怕，它仍然是名作，丝毫不影响价值。

我们知道张伯驹向故宫捐赠《平复帖》“中国第一帖”，当时他是花了大价钱买的，当时为了买这个东西他把在东四两套四合院卖了，还得把所有的首饰卖掉，才能买。今天可能《平复帖》要几十个亿，捐给故宫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听说故宫很多专家研究说这是假的，他很生气，他说你们说它是假的，干脆还给我，你说捐了怎么可能还呢？无论学术怎么争论它依旧被国家认为是一级文物和重要文物，并没有因为说在学术上有争议就不重要了，不珍贵了，所以学术研究永远在争议当中进行，包括《兰亭序》，包括《清明上河图》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南宋还是北宋的，永远在讨论，讨论没有关系，不影响价值。

学术鉴定永远是鉴而不定，你也没有办法定，因为后人比我们还聪明，他又研究一个新招来，怀素自叙帖在台湾，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是假的，因为是“双钩填墨”，意思这一定是复制品。但是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搞出名堂了，拿一百倍放大镜看，说这个双钩的钩在哪儿的，怎么钩的，结果拿放大镜一看，就是写的，现在的仪器不同，可以把线条放得很宽，放一米多宽，你能仔细看看。

台湾拿这个仪器一看，没有“双钩填墨”啊，科技进步有时候对鉴定，推翻前人的观点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他也在做推理，他说不是“双钩填墨”，就是手写的，也不一定，但是起码推翻了“双钩填墨”的观点。

学术研究是在不断趋向于真实，趋向于历史的事实，但是永远不是历史的事实和真实，因为毕竟不能还原到历史的那一刻，不能穿越，只能是趋向于真理，接近于真理，不可能还原真正的历史时刻。所以我们也不主张学术鉴定只能一家言，百家争鸣是可以的。但是到了市场里面就不行了，如果买一件东西必须听取大家意见，那就坏了，你问了五个人，八个意见，那就没有办法买了。

市场交易是定而后鉴。这个定是踏定，要把交易的事情先定下来，而不是说把真假弄清楚，因为弄不清楚，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都弄不清楚，你怎么想在市场中两三天弄清楚呢？不可能，但是先搞定一件事情，先把交易弄清楚，等买完了再慢慢研究，市场当中应该是定而后鉴，也就是说像博物馆学习，要有博物馆那样的胸怀，先把东西买回来，再收起来，让大家日后慢慢研究。

我们就发现市场的鉴定和学术鉴定其实有很大的区别，一个是鉴而不定，一个是定而后鉴，在前后次序上不同。

市场里的人必须有高度的自信，不能被别人的意见左右，要当机立断，必须得赶紧买下来，不允许讨论，他需要的就是决策。其实市场里面的人了不起，他敢于决策，决策就是敢于担当，担当就是要承担责任，决策者实际上没有退路，也不可能推卸责任，一旦他买了就要承担责任，这就是我们市场里面非常特殊的地方。有的人举完手以后不付款，最近这种事情还非常多，引起广泛讨论，那他就是没有决策权，或者是对自己都不负责任。

因此决策就是担当，担当就是责任，决策者没有退路，也不可免责，你既然担当了，就要当心，因为在《消费者法》里面有一条，当你买奢侈品的时候，是不被《消法》保护的。奢侈性消费不受保护，《消费法》里面有一条“买者当心”，你要买的话你自己当心，别指望别人替你负责任，既然你担当责任就要当心，并且决策者必须是有能力的人。法律规定什么样的人有能力人？18岁以上的。过去拍卖场经常有小孩儿举牌，拍卖师还居然承认，他没有权利举的，他不是行为能力人，其实拍卖公司或拍卖师要拒绝小孩儿出价，小孩儿出价可以不负责任，他没有行为能力。

当然还有死人在竞拍，我们公司遇到了，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是年轻人拿着她的身份证办竟投登记，结果举完了那个年轻人就跑了，我们去查身份证，这个老太太都死了，当然没有办法负责任，死人参加竞拍这件事情要小心，不能允许死人参加竞拍，他也没有办法负责任。

严重的财力缺乏，现场参加拍卖的还有很多老板的司机，他举完了也不来交易，结果一打官司，他一个月才两千块钱，他举了好几千万的货，那怎么交易，他没有交易能力，所以像这种事情也都要避免，他没有行为能力，他没有足够的财力，他也不是财产的支配人。所以导致了很多拒付和拖欠款，很多都是因为这种原因造成，当然这是我们拍卖人的风险。同时也对买受人是风险，比如我参加一个拍卖会，一个人举得高高的，我还要盖过他才能买到东西，可是这个人是一个死人，或者是一个小孩儿，或者这个人是老板的司机，他买完了直接撂牌子走了，他对自己行为不负责任，市场风险里面很多是无法预知的，市场里面鉴定更像疑似的认可，就是疑似这个东西是真的，我们怀疑它是真的，以前非典的时候有一个词，“疑似”。其实市场里面最核心的鉴定我认为就是疑似的鉴定，必须得是大体上比较像，它有一定市场的共识，大家都认为这些东西应该是齐白石，基本上就是齐白石的，这叫疑似。但是很难说是真的，因为毕竟不能把齐白石从坟墓里面请出来做证。

史国良曾经到法院去起诉，说一家拍卖公司卖了他假画，但是法院不支持，法院最后要求双方调解，但是调解以后史国良先生一直不甘心，说为什么我就不能鉴定我的画呢？这确实是一个比较苦恼的问题，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案子要做怎么样的分析呢？法院思路是不同的，首先法院有一个回避制度，这件事涉及到你了，你应该回避，你不能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他委屈得不得了，他就找到新闻媒体，大家给他做了一个讨论，就是说你在什么语境下讨论真假，如果讨论这个画的真假是在史国良家里讨论，那就好办了，他家就挂着一张，他说我不可能画两张，一张真的，那一张肯定是假的。但是现在不同了，到市场了，市场里面画家不是老大，市场里面钱是老大，谁肯花钱谁就有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