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风尚总不脱时代风习，惯常与大街上流行的时装很有些相像，的确它讲时尚。

一种范式和一门学派，抑或某一类表现方法，一旦试水成功，对路了，其示范和引领作用，即如风靡一时的百家讲坛，总有争先恐后的规模效应。怎么说?美术史原本颇冷背，做这一门子学问，要甘于寂寞坐冷板凳。不料近年关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扛着“社会艺术史”的招牌却很入时，墙外开花墙里香。传统的书画学，考真伪，考递藏，考内容，琐碎无味如注经。可一旦把它们重新打包，整体装进“社会艺术史”的大筐子里——专门探究作为画家的人际关系，从此出发，点石成金，顿时柳暗花明。美术史就这样突然被盘活了!有美英学者高居翰和柯律格等人光大在前，近水楼台先得月，白谦慎先生的《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通过透视傅山，这位前朝的遗民与清朝地方大员魏一鳌的交往，揭示了名士书画也为稻粱谋，创作和应酬作品的一系列问题。

看类似的著述着实让人吃惊。原本只是掌故与谈资的范畴，是老辈瞿兑之和郑逸梅接着《孽海花闲话》谈闲天的，竟然杨柳新翻，一变而成了有意思的学问。而且门道深深，很耐品味。

古物书画作为有形的财富，随时也在转移流动，不时在资源的重新配置中。首先是政治攫取，其次辅以权贵和富商的连手匿藏。不论是清朝前期的“南画北渡”，到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政治没收和名义上的捐献，权力吃进是重头。如今伴着社会转型，又出现资本吃进的新势头。刻下的书画拍卖，成交动辄千万上亿，但画家在世时，生活度日多捉襟见肘。日据时期，黄宾虹蛰居旧都，北平生活供应奇缺，八十老丈吃了配给的玉米面等杂粮难以消化拉肚子。好容易挨到1943年夏天，黄门弟子石谷风托一位书画票友，济南铁路局跑车的张海清设法弄大米，定时给黄家送去。张本人好书法，对大画家虚心执弟子礼，黄宾虹为了表达送米救济之情，叫他任意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书画，三两年间竟暴得百幅，张氏遂将自己的书画室命名为风雅的“百黄斋”。人称石鲁是“东方凡·高”，而画家李世南忆石鲁，“文革”中受尽折磨，被逼装疯，街头有人雪中送炭，不断为他煮烂羊肉，石鲁吃着过瘾，为人作画无数。而前车之鉴，有《清朝野史大观》说郑板桥贪食狗肉上当的故事。

名家是个符号，符号围着光环总是迷人的。今人叹大国之梦雄伟，言必说盛唐;说文人精致有趣，动辄曰晚明。但史载吴道子和陈洪绶，皆穷而贪酒，困顿潦倒的日子，作画靠酗酒来刺激。傅抱石得了他们的隔代遗传，作画“往往醉后”。因为当年在重庆做过张道藩的秘书，后来一边受批判，一边作画，戴着镣铐跳舞。他和关山月奉命为人民大会堂作画，因为缺酒曾闹情绪。陈传席讲傅抱石轶事，说他曾和亚明带队去陕西写生，路过郑州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窗户外面的老榆树上，有饥饿的学生在采食榆钱。傅抱石顿时大发感慨：这一行一定要学习艰苦奋斗，吃饭，“我只要配点辣椒就行了”。他们一到西安，便急着去延安，身为陕西美协主席的石鲁带着上路，想不到车到铜川遇到大雨，半路抛锚，却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好不容易找到一间浴室，还要等深夜营业结束才能入住。也寒碜之极，不过就是一间无窗户的小屋，铺着木板，傅抱石和衣睡着照样打呼噜。后来，又受邀为新落成的上海虹桥机场作画，魏文伯亲自陪他喝酒，大饮一场，飞机送他回南京过年，不料一觉睡下就没起来。才活六十一岁。

中西美术史上，诚然也有张大千和毕加索这样的风流且阔绰的大牌，但极少，故而说“五百年来一大千”也。《舌尖上的中国》，把风景观光和异地美食巡礼融为一体，让人们在食品安全危机四伏的现实里做了一个出尘的美梦。片头一开，让我等走进藏区的雪山草地，随着纳西族母女俩去采松茸，如入童话之境。好像看《西游记》连续剧，圆了凡人大出一口窝囊气的神仙梦，自然老少咸宜。倒是凡·高隐喻了画家普遍的渴望。现实中，我们谁也不能倒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因为有名望的画家，多有气节和操守，都有与俗世不妥协的顽强的一面，心甘情愿地做精神的自我放逐和流浪。他们不仰仗权贵和富商，绝大多数活着的时候不尽如人意。虽然不同时代，不同背景，其精神的苦难是共同的。总其一生，李叔同最后书写“悲欣交集”，徐悲鸿深有体会地说：“美术的敌人有二：就是穷和忙。”他们身后的书画价格屡破天价，对画家本人构成了深深的讽刺。

(作者系文化学者)

【编辑：陈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