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春，最具话题性的一场拍卖莫过于北京匡时的「过云楼藏古籍善本」专拍，从清道光年间顾氏家族收藏到今日出现，可说是中国艺术品拍卖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页。拍后七日，北京大学宣布行使国家文博单位对重要文物的「优先购买权」，与得标的江苏凤凰集团进行史无前例的所有权争夺战。21 日北京市文物局的正式批示，由江苏凤凰集团与南京图书馆取得〈过云楼〉所有权。这批原由顾氏家族珍藏六代、百余年的珍贵古籍，在历经过清末民初政局的动荡、中日战争砲火蹂躏、文革期间破四旧翻天覆地的毁灭，保存仍完好无恙并未佚散。当年顾氏大家长顾文彬感概世间种种皆为过眼云烟，收藏亦复如此，遂将自己的书画收藏楼取名「过云楼」，「过云楼藏书」无论最后归属于北大图书馆或是江苏凤凰集团，〈过云楼〉从此将由私人收藏转为国有资产，成为中国人民甚至全人类共享的文化遗产。而今〈过云楼〉将重回江南，南京图书馆也宣布将为二十年前顾氏家族捐赠其他3/4〈过云楼〉藏书进行大规模的学术研究，整件事情圆满落幕。本期〈CANS 艺术新闻〉专访到北京匡时拍卖董事长董国强、副总经理谢晓冬，详细谈谈这场中国拍卖史上最重要〈过云楼〉古籍善本拍卖始末。
记者：《过云楼》这场专拍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空前的成功，外界能感受到匡时对这场拍卖的投入，给人一种超越商业买卖的热忱。这场〈过云楼〉专拍，从整个拍卖从开始谈到结束，您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董国强：这个过程，最感动的，就是我们的员工。一开始曾经想过从外面请人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专业知识的储备，但是我们员工说了一句话：「就我们自己来做吧！肥水不流外人田。」。这句话反映出匡时同仁对知识的渴望，还有参与这批书的拍卖，及亲身经历这件事情的幸福。当这批一千多册书摆在你面前的时候，相信任何一个对文化有感情的人，魂都会被它牵走！我相信每一个具体参与这件事的人，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它把匡时整个公司都凝聚起来了。在中国社会现阶段贫富差异悬殊，社会的仇富心理折射到对我们这个行业的认识中，老百姓觉得有钱人都是为富不仁，都是腐败和社会不良现象的根源。所以，以往出现的高价拍品，媒体和社会的反应都会有很多负面声音。但是在〈过云楼〉这件事情上，可以说这个拍品的巨大的文化的力量，把仇富这样一种心态都给压下去了。铺天盖地的的报导当中，几乎没有人、没有媒体对这个事情有任何的负面的声音，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谢晓冬：这场拍卖的成功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天时」就是说中国发展到当今这个阶段，全社会对中国文化的重视已经到了空前的高度。「地利」指的现在中国艺术品的市场已经到了亿元时代，大家对艺术品的价格接受起来难度没再有以往那么大，包括古籍也是这样。专家讲过，如果古籍也能进入亿元时代，一定是这批藏书中的《锦绣万花谷》（宋版孤本、前集四十卷后集四十卷）。「人和」就是说它找到了为文化狂热的一家公司，匡时全体从老板到普通员工进行了不懈努力，为推进全社会对这批藏书、对中国藏书文化的认识做了大量工作。因此可以说，这批藏书的成交是市场进入到一个全新阶段的结果。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市场各个层面的进化。例如，我们的藏家和行家，对待这批藏书更多从文化遗产，而非就古籍论古籍去认识它的价值，评估它的价格；我们的媒体和社会舆论，对待我们的先人留下来的宝贵文献，更多的进行肯定和主动弘扬，而非简单置评；我们的拍卖公司对待这样的拍品，不是简单的出本图录做个展览完事，而是通过开办研讨会、制作专题片、进行全国巡展，情景再现式的预展现场设计等多个角度，去充分展现这批藏书的文化内涵和学术价值，正是在这多重因素下，才有了如此的结果。
记者：匡时并不是北京最大的拍卖公司，爲什麽卖方会把这一批东西交给你们呢？
董国强：我相信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卖家都不是看一个公司的大小来做决定的。最终把东西交给匡时，肯定有诸多方面的理由。委托方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有比较强的判断能力。我想他是综合考虑多方面的，最后把这批书交给匡时的。我相信我们做事的过程和最后的结果，委托方是满意的。
谢晓冬：这个我跟委托方沟通过，非正式的聊天，他说：「交给匡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董总做事有激情，匡时做事认真专业」。
董国强：对，我一直说热爱是不能复制的，什么东西都能模仿，热爱模仿不了，装不出来的，假高潮是装不出来的。〈过云楼〉确实对我和匡时人来说，一看到它，马上就感到兴奋，这不是装出来的。做事的过程，我们每个人都在一步一步上台阶，开始想的无非是一个拍品，这个拍品标的很高，对我们的成交有帮助，从公司的经营角度有好处，没有想的更多。但当真正接触它的时候，感觉就不一样了！由开始的理性变成更多的感性。感性激发了激情；有了激情以后，这件事情就必须把它做到最好！如果不做到最好，这辈子想起来都是遗憾。我把它当做我拍卖生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来做，接下来就想怎么做。在做事情过程，有新的想法，这想法就是希望国家买，希望国有的图书馆买。因为对这批书的认识不同，觉得只有国家的博物馆图书馆买下才有能力去研究去发现它的文献价值，发挥它的社会功能；同时只有被国有的机构买了，这批东西才不会再散失，私人买下将来有可能一本一本被卖掉了。当年委托方以两千多万买的时候也是不希望这批书散掉。所以委托方与我们就达成一个共识：宁可流标也不拆开卖。
谢晓冬：但人与人的差距就在这点上，如果换了另一家公司或者另一个人可能就不会有这种想法，对他们来讲这不过是一个生意；我们看到这批书，是希望这批文化宝藏，能有一个很好的归宿，不只是说有一个好的价格。
记者：所以拿到这批书仔细研究以后，最主要还是希望能卖给国有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因为卖给私人的风险很大。但拍卖是公平的，谁举到就是谁的，没办法约束访买方。这次海内外的媒体报导，都给予这次拍卖很正面和鼓励的报导。
董国强：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是朝着博物馆和国有机构收购这个方向走。包括媒体的宣传和呼吁，是希望能够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你说一个乾隆瓷器卖五亿多，一定有反面的说法，它尽管代表了中国传统工艺的经典，但毕竟只是一个工艺品。
谢晓冬：这一点中国美院的范景中老师讲得好，他说，“古籍善本不同于其他艺术收藏品的地方，在于它是文明最集中的一个载体；别的都没有了，书籍存在下来，人类的文明就能延续！”书籍首要的功能在于知识传承和文化认同。尽管其在流传过程中，因不同的版本产生了版本学、校勘学，具有了文物上的价值，但它首先是有文献价值、文化价值的。盘点中国历代的大收藏家，包括民国时候的收藏家，我们可以发现，古籍善本占据他们收藏中相当大的部分。为什么？这就要归结到中国人的读书情结，文化情结。中国人传统上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的读书人，不管他后来成了商人、政治家、农民、艺术家还是什么其他的社会身份，这个情结始终是绕不过，也断不了的，这也是这批藏书上拍以来获得很多共鸣的地方，因为大家心中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文化基因。
董国强：我们更欢迎每一个怀着对文化崇敬的心情的人来看，包括很多学生成群结队的来看预展，这是我最高兴的事。觉得我们做的是有意义的，并不是一个生意。通过这批书的展览和推广，让跟多的人近距离的感受中国文化的一种博大精深，对文化有一种自豪感。每个人看过以后就有一种满足感骄傲感。甚至很多人看的以后跟我们的人说「谢谢你们！让我们能看到这些书」。过去预展的主要目的是把一些有钱人请来，是要请媒体协助的。而这次巡展，媒体是主动来的，还有要求增加巡展的城市。所以我特别不喜欢有一些媒体用“营销”两个字。我说了！国宝是不用营销的，需要“营销”的往往都不是国宝；真正的国宝是不用营销的。
记者：我觉得〈过云楼〉，还有〈种菜诗〉的拍卖成功，是给整个拍卖行业，（包括海内外的拍卖行业）开启了艺术文化价值新的领域和视野。
谢晓冬：这一点媒体形容过我们是“文化推手”，但我觉得这更多是中国文化本身的力量。中国大陆艺术品拍卖市场二十年发展，前一阶段市场展现出来的可能更多聚焦于艺术品的商品属性。那些拍的很高的艺术品，可能过多的集中于譬如权威著录、皇室、或者知名的人物收藏等等，这还是有些偏离艺术品本身的文化主线的。去年以来〈崇真瑞鹤诗〉的成功，今年春拍〈种菜诗〉和〈过云楼〉的成功，我们不敢说是否会推动中国艺术品市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相信会促进更多市场参与者思考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文化属性，将目光聚焦于那些富含文化内涵的拍品。我们也会秉持这一思路，继续深挖艺术品的历史文化价值，建立相对于苏富比、佳士得和其他拍卖公司的一个独特性。譬如以过云楼藏书为例，我们首先做了一个专题片，从头到尾没有把我们公司放在里头，而是讲整个〈过云楼〉藏书的历史，讲中国源远流长的藏书文化，以及中国过去的收藏家对于书籍对于文化的态度，这部片子在展览时放出后，大家坐到那里一遍一遍地看；包括电视台也引用这个片子，网上的点击率也很高，好评如潮。第二我们围绕它做研讨会、发布会，请来海峡两岸的权威古籍专家，一起来见证分析探讨这批书的价值。专家们普遍评价很高，他们的观点后续都收进了我们为本次研讨会专门整理的一个论文集。第三步就是我们全国的巡展，使书籍的价值被整个社会关注。第四步就是最后的预展，通过再现“过云楼”情景式的预展现场，让大家与这批书心领神会，走进这个意境了。很多人看到这批书之后就很兴奋，甚至还有藏家看了现场之后才临时动了想买的念头！
董国强：至少有两个人看了以后表示想买的，但是他们也听到说国有的博物馆想要买，就说他们买有传承的意义，那还是让他们买。还有一点，很多人说这个价格没有想象中的高，我说了如果没有五千万的保证金，这套书就无法想象会拍到什麽价格了。拍完以后的麻烦事就来了，钱收起来可能就麻烦。但是现在我们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江苏凤凰集团第二天就开新闻发布会，这是前所未有的。后来又发生了北京大学行使“优先购买权”造成的一场的争夺战。所以说，这场拍卖给所有人的感觉是在一个透明的情况下来操作的。
谢晓冬：过云楼拍卖的操作模式确实不像其他拍品那样简单，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新气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尝试，就是今后怎样在文化的主线上使拍卖推广更加立体化。
记者：这次把握得很好，所有的过程、结果都很完美，包括你们的预展都很令人惊艳。这么完美的结局，可惜没有收到佣金。
谢晓冬：这点上，我觉得董总作为一个战略家对战略节点的把握我是非常钦佩的。一开始这批书拿过来之后什么时候开发布会，第一波点燃媒体的关注；第二点什么时候开研讨会；第三步包括宣布承诺佣金捐献的问题；第四步果断决定全国巡展；第五步提出要求，要我们在现场搭建一个特别的现场。每一个节点其实都是董总的要求，我们不过是把它落实一下而已。
董国强：但现场重现一个「过云楼」古宅楼我是没想到的。布展的过程是没让我去，他们要求布好之后我才能去，要给我一个惊喜。拍卖结束以后，我一再的感谢委托方，其实他对价格上并没有多大的惊喜，但是对于整个做事的过程是超乎他的想象的。我要感谢他用这批书点燃了我的激情，点燃了整个匡时的热情，才能让社会让业内看到匡时的光芒。对于拍卖公司来说，赚钱的机会很多。我从小就有英雄的情结，我想做个与众不同的人，想做一个将来能够在历史上被记住的人，若干年以后还能被别人提起的人，我觉得这批书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这是我对文化的一份报答，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这个机会的，我是这么的幸运。而且〈过云楼〉带给我们公司的，第一是点燃了我们员工的激情，增加了我们的凝聚力。另一个说的现实一点〈过云楼〉给匡时的社会知名度所带来的这么大的提升，那么相比之下佣金就微不足道了！从这一点来讲捐出的这部份佣金其实并不算是惊天了不起的事情，我觉得和整个过程相比，捐佣金在其中不是最大的亮点，就我不捐佣金我们的事情已经是很完美了。捐出这个佣金其实我是想表达我们对这个事情本身的感动和感谢。
谢晓冬：我想董总的文化情结和文化理想确实对员工有很大的影响。从基层员工到每一个操作的人，都是怀着一种想把它做到完美，准确阐释的思路去出发的，无论是说〈过云楼〉还是〈种菜诗〉，都是这样。包括〈种菜诗〉怎么做，我给大家开了一系列的会，讨论认识框架和内容定位，以充分呈现这组标的的文化内涵。我们常讲，思路决定出路，艺术品也是如此。种菜诗这组标的，如果你就把它简单的看做一堆名人书法，那肯定不是今天这个价格，它的价值也就埋没了。如果你把它与它所处的时代和背后的事件联系起来，看到这组标的折射和承载的是十七世纪鼎革之变背景下的士林阶层的全景式人生选择，它所展现出的就是一副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其意义就是非凡和独一无二的。而这一点，毫无疑问正是这组标的于文化意义上的重大和关键之处。
记者：现实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价值和价格没办法接轨，通过这次的拍卖，由于你们的研究和推广，在某些作品上已经起了一个提升的作用！
谢晓冬：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古代艺术品不单单是说有书法的，绘画的这些艺术价值，更有其历史、文物和文献价值，它是多元化的，综合起来我们称之为文化价值。对于一些艺术作品而言，我们必须超出单纯的艺术价值评定，而将其置于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框架中，才能对其做出准确的价值评估和认定，站在一个中长期的视角，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可采的方法论。
董国强：苹果砸在很多人的头上，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发现万有引力，也不是说万有引力是牛顿发明的，万有引力本身是客观存在的，是需要动脑子的人才能发现的。像〈种菜诗〉是这样，〈过云楼〉也是这样。它的文化价值本身就存在的，只是需要你去发现它，呈现它。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员工，每一个从事这行的都能像牛顿学习。在拿到一件艺术品的时候我们去思考它，我们怎么样去呈现它，怎么样去挖掘它被人看不到的地方。图录上的「过云楼藏书」这五个字也是从《锦绣万花谷》集出来的字。大家经常说的细节决定成败。其实一件成功的事情，就是由每一个细节把它完整的组合在一起的。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从开头到最后看我们每一个细节准备，应该说都是很周密很严谨的，都是追求完美的。
谢晓冬：最后的预展现场也是这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二进式的一个牌楼，左右出墙的有修竹数株，庭院中左边放一个书桌，可以坐在那儿翻翻书看一看，右边有一池清水，游鱼游弋其中。屋子正中有个帘子搭下来，让人不是一下子就看进去，而是有种朦胧的韵味在里面。包括放书的斜面也不用特别弯身去看。细节上我们考虑了很多，前期做巡展时，条件不允许，很多人看到我们的展览就会说有待提高，我们也是憋着一股劲，最后怎么呈现一个完美的展览。所以很多古籍圈的人看过之后就感叹说「从来没有见过古籍有过这么高的待遇。」很多古籍界的专家、博物馆的专家，在现场一呆就是一天。包括我们书印出来也是供不应求，很多人想要。
记者：所以市场上很多人谈论某家拍卖公司的规模，匡时这次在精致文化拍卖上达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有了这个高度，未来匡时拍卖的战略在那里?
董国强：一个企业不是选择做规模，就是选择做价值，以我们来说，首先我们也清醒的看到我们的优势是什麽，我们的劣势是什麽，作为我们来讲，我们首先不具备像保利、嘉德那样的大的品牌的号召力，所以我们要是做规模肯定是以己之短和别人的长处去竞争。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选择去做价值，因为我们有一个热爱传统文化的团队，我们有激情，从这点来讲我们就选择做价值。我们想呈现的是匡时的价值观，同时创造出匡时独有的方法论。
谢晓冬：书画肯定是匡时的战略重心，尤其是古代的。第二个是从整个公司来讲的话，无非就是几个关键字，第一个是专业，比如古籍一开始我们可能不懂，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方法是专业的，我们的思路是比较清晰的，你永远会碰到你不熟悉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方法，正确的操作的方法，最后能够得到一个相对比较满意的结果。所以首先专业还是方法的专业。当然实质的判断也很重要，有传统的优势，通过不断的学习，也很快能达到专业。所以这是第一点，要专业的做事。第二就是说以文化为主线，我们力求拍卖的不是一个商品，它是文化的一个载体。所以我们力求无论是在任何一个环节，都能够去阐释它一个文化的意义。第三个层面来讲的话就是服务这方面，毕竟拍卖公司是做服务的，要在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能展现出服务意识。包括我们这次办理竞投手续的细节也能体现出来，很多客人反映发给他们的档案夹很体贴。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不足，但是我们会沿着三条线去做。
董国强：我们一直在说服务，提高服务意识，不是停在口头上的，服务是看你的行动和细节，不是看口号。作为服务行业，拍卖公司的核心服务其实就是专业，首先要具备专业的能力才能给别人提供服务。我一直打比方，扶一个老人过马路，首先你自己得是一个健全的人。所以就是说你先要具备一个服务的能力再服务。首先是专业，接下来是态度，态度是不是端正，再接下来是细节，让人感觉到周到细致。服务分为三个层次。除了〈过云楼〉以外，我们这次的重点是放到古代书画上，古代的东西是可遇不可求，市场即便有一定回落，好的古代书画作品不会受影响。通过这两年的努力，我们确实扎扎实实做到了在古代书画方面有一个行业领先的地位，这方面的资源尽管比较小，但是以我们目前所获得的品牌号召力，还是足够我们吃饱饭的。近现代书画，其实事先我们对市场有个预判，我们回避了一些高价拍品，可能今年在这方面投入的精力不是很多，但是最终拍的结果很好。我认为是跟〈过云楼〉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过云楼〉吸引了很多新的客户，我们有很多新的交保证金的客户，客户有明显的增加。新客户来了其实主要的消费都是在近现代上，他们都喜欢买文人书法，买大名家的小作品。反而这些作品拍的很好，在场的很多行家觉得很奇怪，很多人想捡漏，做生意进一些货，都觉得我们拍的这么靠后了，肯定会买到便宜的。我原来预计近现代史晚上八点钟结束的，结果拍到十二点半，多出了四个小时，可想而知当时现场的情况。所以希望〈过云楼〉这件事情，也像一个苹果，砸在整个行业的头上，砸在社会上对艺术品有兴趣的人的头上，让大家发现匡时的认真和专业。
记者：通过〈过云楼〉和〈种菜诗〉，古代书画的成功，匡时到了另外一个阶段，且宣告在中国内地拍卖行业正式进入北京前三。
谢晓冬：行业有人会这么分析和总结。对我们自身来说，重要的是发现和寻找自己的方法。比如第一，展览不再是单纯为展出而展出，而是使展览成为拍品价值呈现的一种形式；第二，图录也不是为做而做，而要呈现我们对拍品的价值挖掘和学术研究能力；第三，就整个操作而言，我们在图录预展之外还有很多附加活动，包括研讨、全国性巡展、专题片等等，今后还会有其他的创新手法，从我们的认识而言，拍卖已经进入立体式传播的新阶段。但是过云楼的成功，也让社会对于拍卖行业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例如，拍卖已经从小圈子的事情成为全社会参与的平台，拍卖的社会教化功能进一步放大，成为成个社会进行美学教育，艺术欣赏的平台。一些媒体注意到，在我们的预展现场，有不少人带着全家老小来看，这是很好的事情。再比如，媒体舆论对于拍卖行业的辛苦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们会发现拍卖行业的钱赚的并不容易，每一个光鲜的背后其实都是认真努力的付出，拍卖行其实也在默默的履行着自己的社会责任。当然，收获最大的还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员工因为做这个事情，收获到一份荣誉，信心也得到了鼓舞，对这份工作有了更多的意义认知和自豪感。我们另外特别感到高兴的是，我们的市场的进化和藏家群体的成熟，过云楼藏书的整个宣传推广过程，和最终的成交，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对于自己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自豪感。就像很多人事后说，这批书还应该值更多的钱，那么多人为它摇旗呐喊，让我们感到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确实
有信心在里面。我想这将是我们的艺术品市场长久发展的力量所在。
董国强：还是有中国传统文化在里面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年，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其实确实是有一大批的民营企业家，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有英雄主义的精神，奋不顾身，废寝忘食、全身心的投入，才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才能够在很多领域上打破西方的一些行业垄断。中国式的拍卖发展和西方有什麽不同？首先先说我们和他的对比，是我们对文化的这种强烈的自豪感、归属感和责任感他们是没有的。第二国内这些拍卖公司，对待拍卖这种没日没夜的工作上，年中无休的。我估计国外的拍卖公司看我们肯定觉得我们是神经病。这也是正在蓬勃发展的国家才会有这样的企业和员工。我一直说爲什麽中国志愿军能够打败美国鬼子？军事装备，所有的供给和军力差距那么大，靠的就是精神。我觉得是这样，一个公司最初先做加法，为的是有一定的规模，把综合实力展现在别人面前，因为项目多，成交额数量就多，行业里的排名就会靠前，别人才会重视你。因为别人不了解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公司排名。做到今天业内已经对匡时认可了，社会上很多人对匡时也认识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做减法，把一些我们不擅长的，或者和我们的文化理念有冲突的项目，我们就可能把它做小或者放弃。我们选择最有优势的项目继续加强它。这样一来将来匡时就会变成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公司，就是有一个很强的特长的公司，这个可能是我们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调整。就是说我们不再去追求品种全，规模大，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个阶段是树立品牌的阶段，是一个希望得到社会上更多认可的阶段，那么这第一步我们已经走出去了，我们认为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就可能开始做减法了。
记者：外界有人在讲，像匡时这种公司是最有爆发力的公司，比如张大千的起涨点就是在你们的〈仿宋人山寺〉，可是最贵的张大千不是你们卖的。你们是一个可以点火的公司，可是最贵的并没有委托给你们卖，你自己怎么觉得？
董国强：你说的爆破点更多的是在业内的爆破，在业外的影响力，与嘉德、保利相比我们是有差距的，如果业内爆破的信息传递到业外的话，更好的作品可能就给我们拍了。这是没办法的，对品牌的信任度是长期累积的，这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比如大家知道古代书画是匡时的强项，其实更多的也是业内。好在，买古代书画的人大多是对行业比较了解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成交情况比较好。
谢晓冬：这就是一个问题，客户的开发的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做大量的宣传推广规模；另一种就是深入接触，靠做事的态度吸引他。因为现在毕竟还是一个以东西为主的卖方市场，只要你东西在，大家都会蜂拥而至。但是不同的公司来操作这个东西结果会是不一样的，〈种菜诗〉放到别的公司可能就卖不到这个价格。所以其实还是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操作它。客户是存在的，客户可能在这家公司，可能在那家公司，都没有关系，就是说在将来的竞争中，你的这家公司的价值挖掘能力成为首屈一指的因素，我们要传递这个理念。
董国强：就像每一个公司的市场像一个磁铁一样，看谁的磁性更强，客户就象是铁砂，能够把他们吸过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嘉德可能靠正面的品牌形象，保利可能靠巨大的推广，匡时可能靠做事认真的态度，专业性。各自有各自的放大。其实在一个行业里面，领头的几家企业各自有各自的特点，这是非常正常的。这就是中国和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地方。中国很多行业都是这样，排名靠前的企业各自不同，各自有不同的方法和经营理念，但是都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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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