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用尺子，徒手绘制现代版《清明上河图》，徐健国耗时14年。（徐健国《申城新瑞图卷》水墨本局部）

　　美籍华裔画家徐健国以《清明上河图》为参照，创作了城市山水《申城新瑞图卷》，画作尺寸跟《清明上河图》相近，不同的是只见建筑不见人物——与北宋相比，如今一个城市的面貌更多取决于建筑，而不是市民。即使只画建筑，徐健国还是会遇到一些麻烦……

2011年11月，美籍华裔画家徐健国来到广州。

此前他为家乡上海创作的城市山水《申城新瑞图卷》在上海世博会上展出，声名鹊起——被评论界和媒体拿来作比的是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之后有地方政府开价请徐健国绘制类似的“城市宣传画”，被他婉拒。“投入不进去。”徐健国形容自己创作城市山水画是一场“恋爱”，“不喜欢怎么谈恋爱？”

广州的朋友约徐健国饮早茶。这是当地人习惯的一种社交方式。约在清晨六点半，徐健国起个大早，提早五分钟到达酒楼。只见一片漆黑，他很纳闷，“是不是关门了？”

正待要离开时，灯突然全部亮了。让他惊讶的是，大堂里乌压压坐满了人。“那些人静静地在等待一个时刻一样。”

徐健国向南方周末记者描述所见的灯亮后的那一幕：有人在看报纸、等朋友，有人在聊天，态度悠闲，声音也越来越吵……“这真的是生活。”

2012年4月底，由10幅28厘米直径的团扇组成的《羊城赋图》在“当代艺术的超越：美籍华裔画家徐健国四十年艺术求索”展览上正式亮相。

还是五分钟

五分钟的等待，身处明与暗的交界——对徐健国来说，这样的情境并不陌生。

五十年前，上海画家叶之浩收十岁的徐健国为徒。第一堂课约在正午十二点，那天徐健国也提早了五分钟到。敲叶家的窗户，没人应答，只好在日光下坐着等。

“你早到五分钟，就从我的生命当中拿掉五分钟；你晚到五分钟，还是从我的生命拿掉五分钟——以后要准时。”这是叶之浩不开门的理由。

“哪有那么严重？那时候觉得时间好像用不完。”徐健国当时很不理解。

十二点整，门开了。徐健国从1961年明晃晃的社会主义新世界里，一头闯进古意幽远的传统山水画中。

后世的美术爱好者恐怕再难有这样的教育：免费的私塾式教育，每堂课一站就是三小时，从一草一石画到青绿山水，还要帮老先生研墨、晒书……三年下来，徐健国练就“童子功”。直到有一天，老先生说：“好了，现在我没什么东西教你了，我们做朋友吧。”后来，徐健国在英国看到一些老绅士，就忆起叶之浩：“这样的中国人，现在已经没有了。”

至今留存在徐健国身上的，还有这种传统文人式的不徐不疾，温文有礼。

“文革”开始后，徐健国先去崇明长征农场插队五年，1973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

“那个时候大家都到马路上去造反。”徐健国却跑去空荡荡的上海历史博物馆，逛累了在窗台旁歇一会——这也是庸常世界与艺术殿堂的一道界线——窗外是光明大道，窗内则是满室暗尘，“楼是朝西的，在夕阳下，那些青铜器古物闪闪发光。”

徐健国选择投身后一个世界。毕业后，在上海歌剧院担任了八年布景师。1984年获得奖学金赴美求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的画家。

“原来中国人这么读书”

“如果没有到美国，我永远画不出《申城新瑞图卷》，我知道的——我没有看清楚自己是谁。”徐健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与当时中国旅美艺术家喜欢扎堆的风气不同，他选择离群索居，尽快融入当地社会。到纽约的第二年，被一家画廊看中，成为最早的华裔签约画家之一。同期崭露头角的还有陈逸飞。

那时附近的华人邻居李安赋闲在家，抱着小孩，买菜做饭。“我运气比较好。”很快徐健国就与妻女在美国团聚。

关于徐健国那些西洋画作品的特点，流传着一些说法。比如他把宣纸蒙在画布上作画，颜料有“中西合璧”的独家配方等等。徐健国表示：“蒙上是出不来效果的，很多人做过这个试验，一冷一缩以后会出问题。”不过，他确实要去跟颜料厂的老板谈判，“我的订货只有一点点。”

“其实，我一直在研究我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一块——艺术基因。”徐健国更在意的，不只是绘画技法和材料上的探索，而是“找自己”。

以人为镜。在纽约巴德学院就读时，他习惯把书按扇面形摆在工作室地上，躺在地上看，困了就睡，醒来继续。靠身体的挪动，一本本看过去。别人惊叹：原来中国人这么读书。班上25人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像一个国际大卖场”：有的对形体方块和硬边艺术感兴趣，有的可以用彩色铅笔重复一个动作填满画纸，有的用手术刀、马桶塞进行创作……“对于习惯用笔墨渲染的中国人来说，非常惊讶。”徐健国说，只有生吃过奶酪，拿啤酒当饮料，才会更了解中国菜的做法和味道。

艺术品是另一种镜鉴。1987年，徐健国开始接触收藏。一个唐代的老子铜像，一个非洲女孩的头像，放到一起看：“女孩子用非常单纯的眼睛看待世界，老子非常沉静、有智慧，一对比很有意思。”再比如，他买到的南宋宫廷画与印度宫廷画，材料相近，都有线条，“对线条的运用、理念是怎么样？马上就比较出来。”

后来徐健国耗时六年为纽约的朋友设计监制私家园林。作为这个三维立体空间的总设计师，他带领一群外国人和福建泥瓦匠植树造园，协调东西建筑如何相处：西方“大就是大，给你力量”，中国移步造景，曲径通幽。

“必须是——你是什么，就是什么。”在美国所受的当代艺术教育让徐健国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所要表现和发挥的，应当是根上的东西。”

徐健国想把一些被忽略掉的东西捡回来。中国画，他十岁就开始研习的这一绘画方式，重又出现在他的艺术之路上。

画城市山水不是画工程图

“目前的很多形式和方法，完全是文人笔墨的调侃，这是一种堕落。”隔着大洋看中国传统画的发展现状，徐健国说。

1994年，他开始构思用传统水墨在丝绢上与现代上海进行一场对话，“我只是画家而已。”除了向《清明上河图》致敬，他的宏愿还包括：让中国山水画“往前跨一步”，也让中西文化能够在此找到一个结合点，“退而为新文人画，进而则道济天下。”

徐健国不得不取消很多个展，收入锐减——画廊中意的还是他那些西洋画作。此后他往返中美17次，历时14年。

对于观者来说，《申城新瑞图卷》与《清明上河图》的最大不同可能在于：街市人潮渐渐退后以至消失。钢筋泥石，城市森然，人如蝼蚁。

“画出来没有古意，就是僵冰冰的城市。”最开始画局部，屡遭失败。徐健国形容，“下笔颤抖，笔里面没有自信。”

“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该怎么走。”他用彭加木迷失罗布泊来形容那五年的心境，严重时还去看了心理医生。

1999年，徐健国去法国尼斯马蒂斯博物馆。面对马蒂斯设计教堂的十余幅草图，当时就震惊了：中间数幅线条杂乱，“一看像是不会画画的人画的，完全找不到方向”。到了最后一幅，线条洗练，河清海晏。徐健国近乎狂喜，豁然开朗。

他正式开始了在上海与纽约之间的折腾，难度仍然超乎想象——

新旧交替，华洋杂处，如何布局取舍？玻璃、金属等建筑材质该如何用传统技法表现？无法航拍，徐健国必须骑着自行车到处拍照、画草图；仰视所见，还得画成俯瞰的景观，角度细节要起大变化；往返之间，某一栋建筑忽然没了，“拆得比画得还快”……

画城市山水不是画工程图，徐健国更强调自己是“通过城市来抒发对中国文化价值的认识”，因此不拘泥于“一块石头、一个楼层”。

徐健国慢慢进入创作的“热恋期”，乐趣难以言说。“绢一打开，我感到心情平静，拥有的是整个世界。”

2004年，长6.06米、宽0.48米的水墨本完工。有人数了数，光建筑就有六千多栋。带回上海，上海博物馆的老先生郑为扔给他八个字：“洋洋大观，精神可嘉。”

郑为后来补充：“毛病不少”，比如画的楼太写实。徐健国与他争论，自己也看出一些问题。于是埋头画第二张，比第一张长两米，“把中间和尾巴拉松，气韵出来了。”

一画又是三年。丢了笔，徐健国去黄浦江坐船散心，回来时接近黄昏，沿岸灯火明灭起伏，“不行！第二张一定要是彩色的。”

其实徐健国每次经历的磨难，都来自于跟自己“过不去”。

　　这一次，“做最难的”，要有光的色彩：中国画从来没有夜景，就画夜景，要让霓虹灯闪光——青绿山水的冷色与红黄灯光如何结合，是大难题；中国画没有时间感，就画出时间感——西方绘画对时间的处理是某一时刻的截面，“我就要把下午、晚上、早晨全部画在一幅画里，正好把中国卷轴画的特点融进去”。

为了呈现光影色彩、明暗变化，徐健国借鉴西方绘画的表现手法。“文化没有界限，只是你自己有界限。”但凡有用，都拿来一试。比如先用白粉打底，一层一层上色：棕黄偏一点点蓝，再是烟紫色，补色时多来两次，灯就亮了。彩色本呈现出来的主调，是一种带着神秘与忧伤色彩的蓝绿色。

1995年，上海作家王安忆发表了长篇小说《长恨歌》，其开篇描摹的城市景观与《申城新瑞图卷》彩色本的某些局部几乎可以对照阅读——

“站一个至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街道和楼房凸现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则是中国画中称为皴法的那类笔触，是将空白填满的。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

徐健国还以传统笔法描绘纽约、伦敦、巴黎、布拉格、佛罗伦萨、香港等国际都市的局部风景。轮到创作《羊城赋图》，设定新挑战：画焰火、画现代城市的龙舟竞渡、画山水中的人……

与徐健国维持了二十多年关系的画廊数年前关闭，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西方市场对他的城市山水画兴趣并不大。他的知音还是中国人。

下一步，徐健国准备用中国传统伦理的概念研发新的形式，创作环保主题作品，“天人合一的概念是最环保的。”

【编辑：刘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