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二十世纪西班牙超现实主义油画的视觉逻辑

《画》

[摘 要] 尽管现代艺术评论界将二十世纪的西班牙超现实主义油画艺术在绘画表现形式上硬性的区分为两种派别，但它们作为植根于同一时代、同一民族、同一艺术哲学大观念中的艺术创作活动，其艺术主题与内容具有显著的民族文化共性因素。也正是这些形式背后的共性因素构成了二十世纪西班牙超现实主义油画艺术的内在价值，成为二十世纪西班牙油画的艺术革命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关键词]二十世纪、西班牙、超现实主义、油画、视觉艺术

引言

西班牙位于欧洲西南部的伊比利亚半岛，是欧洲最南端的国家，也是欧洲传统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的交汇之处。在历史上，西班牙人曾经饱经罗马人、西哥特族、阿拉伯摩尔人的入侵与统治，在数千年的民族独立与自由战斗中形成了独立反叛的民族性格。例如，狂热的斗牛运动；热情的西班牙舞蹈；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坷德；格列柯、戈雅和委拉斯贵兹三位油画大师的油画艺术，纷纷向世界传递着西班牙人的奔放、叛逆、大胆、自由与独立的民族性格。同时，在民族间的激烈斗争与频繁交流中，不可避免的来自欧亚非三大洲的不同文化在这里汇集融合，基督教风格、罗马风格、哥特式风格、摩尔风格等不同艺术流派在这片土地上交替登场，铸就了西班牙极具包容性与多元化的民族文化历史局面。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班牙的新艺术运动大师安东尼•高迪、立体主义奠基人毕加索的作品震惊了欧洲艺术界，他们作品中浓郁的西班牙民族特性将世界的目光吸引到西班牙艺术热情、狂野、极富想像力的艺术风格中，“怪才”的称号成为评论家定义西班牙艺术家的惯用词汇。

进入二十世纪，西班牙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内战的洗礼，以及数次经济危机与民主进程的阵痛。但是，在艺术领域，众多的浩劫与不幸却成为西班牙人情感世界的丰富养料，成就了西班牙艺术二十世纪的辉煌，其叱诧风云的气势逼得法国的评论家不禁为之感叹：“现代艺术的思潮来自比利牛斯山脉的那一方!”。

卡塔罗尼亚地区是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运动树立的第一杆旗帜，由此西班牙艺术家毅然向主流艺术权威发起挑战，他们遵从弗洛依德的潜意识精神分析学说，以后现代非理性哲学为武器，企图对过去引领欧洲文化和政治的“理性主义”艺术进行彻底的摧毁，站在现代主义主流艺术的对立面。这个团体包括了作家、艺术家、摄影家、雕塑家，其中，油画艺术有以萨尔瓦多•达利为代表的“魔幻”超现实主义，“这一派的画家们使用局部“逼真”写实的手法，结合自己的梦境、潜意识或者主观臆想，把不同时空中的任何有形的、无形的、真实的、虚幻的、不合自然逻辑的、矛盾的、臆造的事物根据画面主题的需要安排组合在一幅画面中，使这些荒诞不经和不合情理的场景或事物具有一种心理的真实感创造出‘奇幻’而强烈的视觉效果。另一派是以西班牙画家霍安•米罗为代表的绝对或象征超现实主义，又称为有机超现实主义或生物生态超现实主义。这一派的画家们旨在揭示纯属个人的、下意识或无意识的幻想，但通常在画面使用抽象形式。”

然而，尽管现代艺术评论界将二十世纪的西班牙超现实主义油画艺术在绘画表现形式上硬性的区分成了两种派别，但它们作为植根于同一时代、同一民族、同一艺术哲学大观念中的艺术创作活动，其艺术主题与内容具有显著的文化共性因素。例如，西班牙超现实主义油画艺术对于家乡故土的依恋歌颂；对于宗教幻想的信仰崇拜；对于战争噩梦的情感宣泄；以及将自身对文化传承与民族振兴的英雄意志体验，这些构成了二十世纪西班牙超现实主义油画艺术不可脱离的精神主题，是二十世纪西班牙油画艺术革命不可缺少的精神动力。

乡土的歌颂

乡土，是艺术创作永不枯竭的灵感源泉。童年富有个体化的环境、生活、思想体验能够留在艺术家的脑中并将伴随终生的艺术创作，正是这些童年记忆在艺术家的精神潜意识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在分析儿童心理的时候，关注到艺术家的创作与艺术家的童年记忆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童年所处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与个人情感体验。比如，他通过对莱奥纳尔多的一幅画作《圣母、圣子与圣安娜》的解释，认为画面中的圣母玛丽亚和圣安娜的形象暗示着艺术家在童年时期有生母和继母两位母亲的个人经历；再如，弗氏还将蒙娜丽莎和圣母的微笑归结为是莱奥纳尔多对慈母的幼时记忆。”

毕加索、萨尔瓦多•达利、霍安•米罗的家乡都在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Cataluna )地区，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极具风情，辽阔平坦、看似荒凉的阿姆普尔丹平原，有橄榄林尖突岩石的加泰隆尼亚海岸，整日明媚阳光与浓重阴影的对比，酷热和严寒的反差。这些独特的家乡风景不仅成为三位艺术家艺术作品中频繁出现的环境元素，同时其地域性格深深地烙印在艺术家的艺术气质中。

达利就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本土意识的艺术家，在他的画面中经常出现故乡的风景，反映出他对家乡事物的热爱和依恋。达利在谈到自己的绘画与家乡的关系时，激动地描述：“原生的、未经开发和冲淡的宏伟景观、奇形怪状、不可思议的石堆。我久久地凝视它们，久久思考，最后终于创造了我自己的形态学，创造了我的流动形态与坚若磐石相结合的美学，即柔与刚、柔和变化与坚不可摧相结合的美。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美学，我还要按照它的法则建造自己的高迪式地中海哥特建筑。我相信，高迪少年时代看到过这些使我醉心的岩石，并因此而悟出了一切。”

《记忆的永恒》作为达利早期的成名代表作，画家记忆中童年时的一些幻觉在其中大方异彩。画中的世界是虚幻的，如同在阳光下一切被融化了的一般，不同形态的时钟像软瘫的蜡一样的被挂在树枝上，摊在不知名的方形物体上，搭在胚胎状的物体上，令人惊诧，感觉不可名状。这一切都是在惨淡荒凉的加泰隆尼业的背景下出现的。

另一位超现实主义油画的代表人物米罗也具有强烈的家乡情感。在米罗油画作品中，最擅长使用红色、深蓝色、绿色、柠檬色或黑色这些纯色作画，营造一种饱满热烈的氛围，而这些色彩正是加泰隆尼亚民间艺术的色彩特征。除此之外，在作品题材上，米罗的油画作品也大量使用童年记忆中的家乡风景，如《农场》(192 11922年)、《蒙特罗伊的教堂与村落》(1919年)等作品中的景物都来自他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蒙特罗伊。

神灵的幻想

从世界宗教历史看， 人类现实的苦难必然是宗教繁盛的情感土壤；对于艺术创作而言，现实的苦难则更能激起艺术家澎湃的创作激情。由此来讲，在逃避或宣泄现实苦难的精神通道中，宗教与艺术起到了同样的效果，同时两者总能自然地互通互动。纵观世界艺术史，宗教题材往往成为各个时代艺术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那些关于神及其神的世界的创想与表现，寄托了世俗的理想之梦，也是展示艺术想象力与表现力的广阔土壤。而宗教对于神及其神的世界的世俗告知，往往也寄托于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得到形象设定与传播。

然而，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与欧洲大部分民族不同的是，西班牙人的宗教历史是最为复杂多变的。原因是西班牙历史上曾被多个种族占据过，罗马人统治了六个世纪，阿拉伯人统治了八个世纪，如此一签多年的历史演变，使得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交替盛行，而犹太社团则是西班牙文化的第三大熔炉。这样的宗教历史不仅创造出了恢弘的教堂、古老的城堡、多族的居民，宗教信仰结构也是多元化的，宗教信仰的艺术形式更是互相交融，不同宗教艺术形式与题材互相渗透。

二十世纪的西班牙绘画大师达利与米罗同样启蒙于西班牙多元化的宗教文化环境。在他们的作品中常常用潜意识的梦境般的场景来表现一系列的宗教故事和历史故事。例如，当西方世界一直笼罩在不安与动荡之中，在无神论的荒野中流浪了几十年后的达利回到了天主教的怀抱，希望依靠天主教来升华精神世界。所以，达利重新认识已经蒙尘的基督教古典艺术，试图从中获得新的创作可能。达利讲到：“我从未象一般人，莫名其妙唐突地饭仪天主。今天，我作宗教画捍卫西方传统，是因为对我与生俱来的天赋保持忠诚，以及正视我经由自己所得到的历练，特别是超现实的理性认同所获致的西班牙的认同。” 达利的《十字圣约翰的基督》画面中出现一种只有在梦中才可以见到的透视角度，这种超常的透视角度与画面上来自右上方的不可思议的强光共同构成了这副画的超现实意境，使整幅作品充满了超现实主义的神秘色彩。

另一方面，西班牙传统的神话传说内容则为米罗带来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比如，地中海地区一度盛行远古的女性崇拜仪式，将女性神话化是地中海地区一种永恒的心理，在米罗的作品中部分女性形象的构思就来自这些丰富的古代女神像。另外，这直接影响了米罗符号语言的创造，依靠这些单纯的形象，米罗创造出生殖器、鸟、星星和宇宙的象征符号，史前地中海地区作生殖的象征的瓜形或罐形，在米罗作品中就是女性的性象征。
杨俊明先生在《西班牙女土一一伊莎贝拉传》曾指出：“看来这恐怕也与西班牙的民族性格有关。在20世纪的现代社会，他们仍然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古风，并以此自豪。死亡、痛苦、爱情、狂欢，一直是这个民族的倾向，还要加上对宗教纯粹的疯狂追求，这成了一种民族病”

战争的噩梦

二十世纪的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内战的洗礼，大量西班牙的艺术家被迫流亡英美，生活的突变与血腥的战争，激起了超现实主义画家对于战争的恐惧与抗议。这些孤独弱小的流亡艺术家面对强大的欧洲独裁政府，他们隐藏在灵魂深处的潜意识空间中，梦成为艺术家灵魂的避难所，在绘画创作中他们往往选取死亡、暴力、恐惧、扭曲等题材形式作为元素，时代的印记印入超现实主义油画艺术的画面。

1937年4月，立体主义大师毕加索为抗议希特勒轰炸西班牙北部城市格尔尼卡，他画了著名的大型壁画《格尔尼卡》。其后的壁画《战争》与《和平》是为了抗议美国入侵朝鲜的而作。

1937年米罗创作了《有旧鞋的静物》，以此表达他对法西斯势力的仇视和愤怒。他曾对这幅作品作出解释：我确是一边画这只旧鞋，一边想着凡•高的《鞋》…我预感到一场灾难，但又不知道是什么，我并未意识到我在画自己的《格尔尼卡》。米罗营造的噩梦般的画面不仅怪诞离奇并且显示出恐怖和不祥，以此作为对泯灭人性的血腥战争的谴责。

达利《内战的预感》是在西斑牙内战实际爆发前的5个月完成的。后来他回忆这幅作品的创作心情时坦白：“当时内战的预感在我心中萦绕不去。我像身体内翻搅不己的画家，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前的5个月，即完成了这幅《内战的预感》。在这幅作品里，可以看到一个隆起膝盖长着丑陋手臂的巨人，在掐着自己的脖子的狂乱状态中撕裂自己的腿。虽然那不安宁的画面更多呈现着荒诞的、非理性的、死亡的色彩，但是表达了当时疯狂、混乱、丧失了理性的动乱时期，投射到艺术家内心的真实记录，也是人们强烈反战情绪的表达与呼唤。” 达利把西班牙内战看成是性的“内乱”。他的一系列以战争为主题的作品使他创作的主题具有了明显的现实性，也因此，他受到了布列东的指责并被开除出超现实主义集团。

英雄的意志

英雄在每个民族都有着不同的意义，西班牙民族的英雄形象以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最深入人心，他力量薄弱，但怀揣英雄使命，以英雄之名走遍全国，并未实现济世救民的梦想，却闹出了不少的笑话。这个人物形象凝聚了一种强大的自由精神，以及对于一切主流意识的反叛意志，其浪漫宏伟的英雄情结在西班牙民族文化普遍存在。但是，这种西班牙英雄独特的核心绝非世俗观念中的“无敌力量”象征，乃是一种执着无畏、持之以恒的自由意志。而西班牙超现实主义油画从开始到高潮，能够在二十世纪后现代艺术的大潮中获得诸多重要突破，也是离不开这种特有的英雄意志作用的。

从精神价值来看，二十世纪的西班牙超现实主义油画不应该仅仅被简单定义为一种时代驱使所产生的形式风格或流派，它乃是一场真正的“精神革命”。 即以个体自由意志的张扬，以及对于一切传统的主流理性主义价值观的反叛。达利在《我的神秘生活》中宣布了这种精神革命主张：“我拥护复杂；反对单调，拥护多样性；反对平等，拥护等级制；反对集体主义精神，拥护个性因素反对政治；反对音乐，拥护建筑；反对自然，拥护艺术；反对进步，拥护永恒；反对机械，拥护幻想；反对抽象，拥护明晰；反对青春，拥护成熟；反对约束，拥护不受约束的狂热；……反对幻觉，拥护幽灵;反对女人，拥护卡拉;反对男人，拥护自己:反对时间，拥护消逝的时光;反对怀疑，拥护信仰……”

在这种个体、自由、反叛的艺术信仰驱使下，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选择以最远离人类理性控制的潜意识的自由表达作为艺术创作的动力之源。他们以“心理自动化”和“偏执狂批判”为极端方式，通过非理性的组合、结构或自动描绘方法，把被理性压抑的真实的潜意识描述出来。正因如此，超现实主义油画能够在绘画形式上突破传统绘画观念，代之以全新的创作方法来表现各自自由的潜意识世界。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艺术是一种尚未被世俗化的艺术，反对的是艺术成为某种观念的图解的倾向，这种艺术与西班牙民族的自由英雄意志紧密联系着。

结语

从美术批评的角度来看，乡土的歌颂、神灵的幻想、战争的噩梦、英雄的意志等因素，在二十世纪的许多国家或民族的绘画艺术中找到恰当的对象与之对应并非难事，它们具有普遍的现实性，例如作为二十世纪世界油画艺术之都的法兰西民族更是如此。但作为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油画的繁盛之地，对于一个产生了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毕加索、达利、米罗这样的国度，这四种因素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正是这些隐藏在形式背后民族因素，养成了西班牙艺术家独特的艺术气质，成就了二十世纪西班牙超现实主义油画艺术的独特风格，成为二十世纪西班牙油画的艺术革命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参考文献：

[1] 陈厚娟.合理的矛盾——魔幻超现实主义绘画作品分析[D].南京艺术学院，2009.

[2] 王雅君.达利艺术的“根”和“触角”——论达利艺术的文化根性和对隐秘心灵的探知性[D].山东师范大学,2007.

[3] 达利.达利谈话录[M].杨志麟,李芒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1.

[4] 柳淳风.达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 陈庆煜..欧洲的奇葩一一西班牙王国[M]..科学普及出版社，1994.

[6] (法)塞巴格.超现实主义[M].杨玉平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

[7]王红媛.达利论艺[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

【编辑：刘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