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的成长都是一次痛苦的体验，也许是经历平坦的我太过矫情，无望、挣扎、灰暗、伤害这样不光明的词是我想到青春时马上冒出来的。回想年轻时的我也是个极不好相处的人，还好在疯狂的边缘(其实大部分人都不会真正地发疯)有机会把它转化成了时强时弱的力量，就有了我断断续续的作品和进步。在有限的人生遭遇里，我还是很感谢自己度过的所有岁月，我的意思是无知的我用身体的全部感官来体会感知我所遭遇的，而不是像现在的一些孩子更多地从书本、电视、影碟、网络里获得情感的经验与归属。

我想所有从学院毕业的艺术青年，都经历过对学院体系的离经叛道的痛苦历程，学院教育给人的益处是提供相对集中的环境接触艺术理论和技术训练，坏处是这些数十年不变的艺术理论和技术体系已经成为学术腐败，单一而顽固地同化我们的认知，我们在其中却不察觉。中国艺术教育的技术训练是出名的，给我们一手好活之外，也让这种单一审美的技术成为桎梏，艺术本身的问题没有得到讨论，至少在学习期间环境是不可能给你这种讨论机会的。

所以每个人的艺术生涯开始应该就是从学院毕业的那一刻，而多半人在那一刻已经注定失败了。少数人在剪断脐带的时候慢慢学会自我成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当代艺术已经蓬勃发展，大家都拿出“革命者”的姿态冲锋陷阵，对于传统艺术传统观念的对抗是基本态度，那时流行对于所有传统形态的艺术都统统摒弃。“绘画死了”，雕塑甚至没人提起，装置、影像、图片、行为这些概念都是新艺术的代名词，不做这些都不叫做“当代艺术”，我一个要好的师姐在看过我一批新作后好意告诉我，你的感觉非常好，但现在不要再做雕塑了，这个太传统。我有点茫然，又不肯轻易就范，我理论上觉得艺术是没有限制的，观念和系统的更新更重要，而不在于形式，在这个意义上，什么样的形式都可以成为表达，否则简单地用进化论的观点看待艺术，艺术恐怕早就要走到尽头了。虽然我不是一个执著于雕塑本体的人，虽然我坚持雕塑的制作方式并不见是出于对手工的热爱，虽然艺术只是我试图证明什么的一个过程，但我还是一直做着雕塑，一做就是十几年。的确，我想证明艺术始终拥有脱离强大的阐释机制而成立的属性——一种可感知性。

完整地看我的作品，虽然同是具象雕塑，作品其实跨度相当大。“她们”是我人生经历中不同阶段做的，类似用作品做年终总结，往往是自我梳理与见证的过程。人生总会遇到困惑的问题，就会去思考，艺术家有幸用创作思考，有些问题在过程中就迎刃而解了。

那天我陪我妈从钱粮胡同往三联书店走的路上，妈指着隆福医院的牌子说，你就生在这儿。这个地方距离我后来上学的美院附中只有几步之遥。十六岁到二十岁在美院附中度过的时光在我的记忆里是人生最美好的岁月。对我影响最深重的应该是整个八十年代，八十年代中期我稀里糊涂考取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那时的附中在美术馆旁边的隆福寺隔壁，和老美院一样有由早年苏联专家设计的天光教室，文革以后恢复招生，前面已经有三届，第一届有韦蓉、孟禄丁、尹齐，第二届有刘小东、赵半狄、喻红，第三届只有13个人，可出人才最多，有洪浩、萧昱、申玲、王小帅，中间又空了两届，到我们这届憋了两年一下子招了三十多个学生，时代这个时候突然有了很显著的变化，记得前面几届的学生留下的照片都是穿着一水儿的当时叫做板蓝板绿的干部服，最多像喻红这样穿个白衬衫扎在长裙里就算是太洋气了，到我们这届(1984年入学)已经知道穿灯芯绒裤子小西服了，我们从入学到毕业也是从穿衣的潮流到国外思潮的涌入速度最快的，那时靠的不是信息的积累而纯粹是饥渴，从无到有的一种穷人对富有生活的全部想象产生的加速度。这是天时。

我生长在北京，前二十几年都住在当时文联宿舍区，后来读书的美院附中在美术馆旁边，艺术院校的学生只要一挥学生证就可以免费进去，古籍书店、商务印书馆、人民艺术剧院都在一站路之内，再过去点就是中央美院，往北几站是棉花胡同里的中央戏剧学院，这个也算地利吧。有时逃课大家会一起步行到天安门广场再从南池子沿沙滩走回附中，利比多分泌过剩，任何行为总是能让人心潮澎湃。八十年代是理想主义的时代，先锋文学先锋戏剧先锋艺术都是每个艺术文青的营养必需品，那时附中的图书馆很出名，传说和美院可以媲美(应该还是美院好些)。每周每个学生可以借6本进口画册，我就几乎一周6本一周6本把当时的画册看了个够，记得那时的进口画册也就到后印象派梵高高更为止，对我们来说已经是醍醐灌顶了。我父亲是做电影理论的，我母亲是《人民文学》小说组二十几年的老编辑，家里那时总是高朋满座，我喜欢听，虽然很多东西也听不懂，当时就是对西方的一切都感兴趣，对有先锋概念的东西感兴趣，时髦的书读了个遍，是饥渴，整体中国文化人对先进文化的渴望。那时也已经有大众文化的雏形，我们也在那个时候就培养了对大众文化的天生警觉和隔绝。

我花这么多时间讲八十年代因为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年华，其实那段时间正值青春期，做了不少少不更事无理取闹的事，自己伤痕累累肯定也伤害了不少人，但记忆中只剩下美好，只因经历了八十年代这个精彩的时间，成为时代的看客而成就了自我成长的重要养料。后面的所有都是因为那段时间的铺垫，也可以说那是后面所有一切的起始。我调动的所有的记忆功能把那段日子渲染成了金色，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我1995年从中央美院雕塑系毕业。毕业前夕所有的人都挺茫然的，从附中到大学，任性的人生就像要马上从保温桶里出来一样，对未知的寒冷总有无名的恐惧感，主要是学了这么多年，骄傲了这么久，用什么来证明?几个女孩商量要一起做个展览，各做各的，没什么主题，就叫“三月四人展”。

我大概做了10件左右的小雕塑，都是做的女孩、小孩这种题材的，主要是反映青春期，这个时期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尤其对于天性敏感的人来说。不愿意面对长大，它是一个很值得咂摸的历程，我一开始做关于成长、蜕变的心理历程这样的题材就像开了个闸门，一泻千里，做了三年——以前不太相信“年龄”，认为人可以一直保持年轻的心态，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回想当初的作品和年龄有直接关系，恰恰是在某个时候上了台阶，真的很奇妙，你不能否认年龄跨度带来的改变。

30岁那年做不出东西，原来那样的小作品一年只做了两件，很痛苦。最初那种倾倒的感觉突然消失了，思维也有很大的不同，对于自说自话的语法厌倦之极。如果在30岁的年龄还继续述说青春期就很奇怪，你的心理成长已经跨越了那个阶段，持续地说就只剩下矫情了。

那是1998年，我搬到北京北边离城区最近的一个村里，那个村子叫东小口，位置就在现在的天通苑附近，前一阵还去了一趟，过了这么久，巨变下，那个村子竟然还在，马上也要消失了，这是后话。在东小口的最后一年，我不停地看书，那时中国观念艺术当道，凡事必观念，但很多作品只是在观念的幌子下，面目可憎，很多时候艺术圈就是一个小圈子，大家不过是在这个圈子里试图存活，另外一个存活的通道似乎就是商业了，那个时间中国有了面目模糊的艺术市场，相信很多人还记得不少的艺评家给当时唯一做当代艺术作品拍卖的中国嘉德写过推介文章。还好市场总有它特别的路径，不是艺术圈的游戏规则，一方面被人指责为混乱，另一方面其实给了艺术另外重建法则的生机。我们这代人有幸经历了当代艺术的各个时期，从看客到亲历者，历史终将被写就，我们幸运没有被遮蔽没有中途退场，因为都是不断面对新旧体制冲突重建的坚持者和存活者。

在东小口最后的日子里，我经历着创作中最难熬的一段，靠卖小作品维持着基本生计，做了两件现在看来有转折意义的作品《一杯冰水》《侵袭》，开始尝试着色，这样的作品在当时没有给我带来鼓励和希望，也从没拿出来展览过，她们的意义是许久之后才被发觉的。

1999年我在北京798朋友的工作室呆了一段时间，从那离开北京开车去了上海，带着两只小狗和满肚子的迷惑。改变环境是当时唯一能做的积极的事。

上海十年，一晃就过去了，是最简单最努力的十年。环境没有什么养料，但足够平静，给了我足够的平静和足够多的时间做作品。原来在北京的那两件着色的试验大规模地做起来，还是没有人认可，甚至几乎被圈子遗忘，但至少这样的作品说服了自己，让一段时间充满了创作的快乐。

2002年，没有什么展览的邀请，我和广慈在学校的展厅做了双个展，请了很多朋友，大家才又想起我们。那段时间的作品完全从小女孩的状态里走出来了，但还是和经历体验有关。是一种向内的眼光。

展览之后很受鼓舞，虽然我的创作还是和当代艺术大的潮流无关，我下决心尝试自己的语言，在大家都去做装置影像的时候我愿意证明任何形态的艺术都可以是当代的，这像个冒险，因为雕塑实在太花时间了。很多人理解我是对雕塑的执著，那真是误会，我只是不相信很多人的艺术和很多艺术的规则，有个存活的空隙就愿意尝试一下。获得2002年的展览鼓励后，有一个更新更大的计划在我心里萌生。

2003年我35岁，过完春节我就开始做《你的身体》这件大家伙。这是我蓄谋已久的一件作品，我想看看能不能做一件反当时所有规则的作品，无法阐释的一个东西，她又能够证明什么。做这件作品是我一个崭新的体验，不是尺寸的问题，当然尺寸是个重要概念——是没有什么前面经验可以给我一个参考，我只凭着内心里越来越强烈的思路和决心在做着，我和其他人一样急切地盼着这件作品的诞生。但玻璃钢翻制出来之后，这件作品在学校的院子里放了整整一个夏天，人生的又一个考验突然降临，对于前面所做所想我充满了怀疑，没有弄明白之前，我什么也不想做。直到度过了一个难熬的中国新年。

2004年，我在春天里苏醒，又开始雄心勃勃地工作，那个庞大的计划在停顿的这几个月里野蛮生长。疯狂的工作加上想要证明的野心成就了2005年我在798季节画廊做的那个“保持沉默”的个展。那个展览里面涵盖了《处女》系列、《身体系列》和一些我做的电影性的语言尝试。这些作品的共同点就是很难进入现成的阐释机制，也无法简单归类，既相当个人化，又不是个人述说，包括雕塑的语言里也做了几种试验。很遗憾后来大多数的评论里只是简单外化地把这批作品看作是充满女性主义色彩的女性觉悟的宣言，而没有注意到艺术语言上的探索。这批作品对我来说是个真正的翻身仗，这个时期，中国当代艺术又重新洗了几次牌了。

艺术市场的疯狂多少让人吃惊和目不暇接，最疯狂的时候显现的也是最丑恶的面目，大家都很难站住脚步。苦难深重的中国终于迎来了全面崛起，这是个精彩的时代，谁也不愿错过。在利益的驱动和资本的预谋下，艺术的重复建设越来越多。很庆幸当时人在上海，还是离中心很远，时代的雄心催生着每个个体的雄心，至少在嘈杂的当时，我开始筹划2008年的巡展，出于大的计划考虑，我打算把新的系列定在一个狭小的题目里，回应一直以来别人对我女性主义的指认。我打算做一批女人的身体，作为我对女性群体的注视和致敬，也是我前面这十几年来艺术创作的段落性总结，也是我再次做个证明，艺术的有效性不仅仅发生在艺术圈内，理论上它针对任何一个观者。

2008年，不平静的一年，在中国人这么喜欢的数字里包含了如此多的天灾人祸。我40岁，经历了父亲病重去世，做了“全裸”的巡展，40岁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很多以前认为重要的东西都能放下，放下了接着往前走，去认识寻找更新的事物。我讲的不仅仅是人生经历问题，而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换，思考方式的改变。你会修整曾经认同的价值观，那是一个人成熟的过程。我的幸运之处在于做了艺术这一行，能通过作品把很多东西吐露出来并释放长大，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我是幸运的。

2009年，十年之后，重新搬迁回到北京，上海工作室的所有助手以及一只捡来的小狗黑默跟随，六大车货物。和广慈一起带着黑皮花花两只老狗重走1400多公里回乡长路。

“向京广慈雕塑工作室”落户朝阳区驼房营东风艺术区。

在2009年朝阳区艺术区大范围被拆迁的时刻成为极少数幸运者，收留了一只名叫的“小院”的丧家小狗，队伍日渐壮大。

2010年底，广慈张罗，开始做一个叫“稀奇”的品牌，主要是做我们自己的艺术礼物。这个事情的概念非常有意思也有意义，它越来越明显地很大程度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状态，包括工作室的结构。我还是每天在工作室里和不变的助手们日复一日地工作;广慈分身有术，照应着“稀奇”各种杂事，我们在北京这个充满可能性充满能量的城市各自带着自己的团队忙碌而充实。

2011年，在北京银泰地下一层开了第一个“稀奇”店。

4月，在银泰做了一个只有一天的小作品的展览，推出第一件我自己的“稀奇礼物”——《我看到了幸福》。

投入一段最煎熬的创作期，新的系列的主体进入密集的实施过程，一直伴着我的老宋、小王、山子、苗、王晶、黄杰、李子、东明、辛力给我最大的帮助。

收留了从艺术区保安那里投奔而来的“总统”——一只很有性格的狗。

6月，稀奇798店开业。

9月，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新的系列的个展“这个世界会好吗?”，焦灼中的劳作开花结果，开启了创作上新的转变，预示着崭新的创作方向。“这个世界会好吗?”也成为时间带来的和世界关系转变后而生成的盘旋于心的发问。

2012年，工作室里的助手来来去去，身边的风景四季轮转。

稀奇的队伍逐渐壮大，又增加了郎园、三里屯店，以及上海的MoCA加盟店。

助手私自捡来一只无主小狗，赐名“尕蛋”。

获得AAC“艺术中国”年度雕塑家大奖、马爹利非凡人物大奖，新的作品悄悄地开始了，工作室外还是不变的火车经过和越来越茂盛的竹林。展览很多，路很长。

生活的花会开吗?你会看到吗?我现在还有能力爱那些人群中的异类，但社会会随时打扮成任何的样子来引诱你招安，不是能够确保自己始终能火眼金睛。

-文章部分节选自《细节-向京的世界》，P24-P54，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

【编辑：杨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