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是国际建筑师的试验场? 2012-08-28 10:53:54 来源:南方都市报 点击:
上周,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向南都记者确认,中国美术馆新馆设计方案由让·努维尔夺得,也就意味着,又一座中国的国际性建筑将由国外建筑师操刀主持设计。

上周,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向南都记者确认,中国美术馆新馆设计方案由让·努维尔夺得,也就意味着,又一座中国的国际性建筑将由国外建筑师操刀主持设计。2008年至今,对城市公共建筑的“国际风”现象的讨论,因一座座巨大建筑的诞生,几乎从未停止过。现象背后,国际建筑师的设计会给我们的城市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中国的国际性建筑是国际建筑师的试验场,这样的论调在近年越来越多被提及。最近的一次,是前几日中国美术馆新馆方案的敲定。有人注意到:这个继北京奥运一批国际性建筑之后最大的公共建筑设计,再次落入西方建筑师之手;而在中国美术馆新馆招标中,最终入围的四个方案中,没有一个是中国本土建筑师的作品。

  

本土建筑师或许会感到憋屈,他们都在中国的各个角落里进行着大大小小的建筑实践,哪怕他们设计了一些大型的公共建筑,也几乎都处于“隐姓埋名”的状态。比如王澍,由他主持设计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在他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之前,应该没有多少人听说过,恐怕有更多的人不知道王澍是谁。而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谈论得更多的是鸟巢、水立方,在它们旁边的一个庞然大物———盘古大观,多少被忽略掉了,它是台湾建筑师李祖原的作品,也就是台湾101大厦的建筑设计师。

  

国际大牌建筑师的话题积聚效应,似乎让中国本土建筑师成为一个失踪的群体。

  

中国美术馆新馆的竞标结果,再次强化了“国际建筑师试验场”的印象,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美术馆新馆会成为一个话题建筑和明星建筑,它将是又一座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地标。

  

根据“国际建筑大师——明星建筑——地标”这样的逻辑推演,就可以推测,中国政府为什么偏爱选择国际大牌建筑师的方案,首先是更具话题效应,而中国建筑师在这个方面没有太多办法帮助到他的甲方。再加之中国建筑师和国际大牌建筑师竞争时,履历表的厚薄差异明显,政府选择有丰富设计经验和大量代表作品的建筑师,会比选择本土建筑师的风险更小。

  

有人说,中国政府将大量公共建筑交给国外建筑师,体现出了中国的开放和自信,但如果从风险评估上来看,将地标建筑交给中国本土建筑师来做,更需要勇气和胆识。如果一个建筑搞砸了,或许会有来自上级部门的质问,民众的嘲讽也会让他们感到压力。尽管国外建筑师主持的设计,同样也有可能招致调侃和嘲讽,但那毕竟是出自国际建筑界的老字号之手,即使有负面评价,也还会有更多的人给出好评。

  

如果选一个国际建筑师,既有话题效应,又能出色地完成项目的设计,何必去冒险让本土设计师一试身手?并且各级政府都在花钱,高昂的设计费对他们而言,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官员们应该也意识到了,这样的地标建筑要存在几十年、上百年,它们会改变这个城市的景观,采用更稳妥的方式,符合公务员的做事风格。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的兴建都能由中国建筑师主导,而到了经济更发达的当下,为什么会将越来越多的地标建筑交给国外建筑师呢?实际上,中国的政府建筑依然被一些本土建筑机构垄断,保持着隐秘而有默契的工程合作关系。官邸的民族性诉求,也足以显示政府的开放并不彻底。而剧院、体育馆、美术馆、博物馆等公共建筑的政治性有逐渐淡去的倾向,并且公共性得到了凸显,因此可以交给一些国外建筑师。

  

比如国家大剧院,尽管它位于长安街上,周围是人民大会堂、天安门等政治隐喻极强的礼仪建筑,但国家大剧院的一潭水池,将严肃感全然化解,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都需要拾级而上,政治的威严感从入口就能感受到,而国家大剧院是要往下走进入剧场,入口对来宾更为友善,更加平等。

  

同样的,中国美术馆旧馆是一座苏式建筑,有大院,有武警把守,当让·努维尔设计的中国美术馆在2015年落成后,美术馆会怎样考虑对观众的开放程度呢?现在还无法知晓,只是可以断定的是,这对今日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毕竟作为甲方的政府,既然都能容许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挖一个人工湖,让一个政治空间多几分柔情,一个美术馆的岗亭问题,就没那么重要了。

  

很多人都注意到,在国际建筑大师的设计中,有大量奇异的建筑。其实,他们在建筑中传递出来的平等、民主的理念,正是过去我们的公共建筑所缺失的,在我们的国土上能够多一些这样的建筑,未尝不是好事,至少我们的公共空间会少一些压迫感。

  

如果中国建筑将要走的是这样的一条道路,本土建筑师应该也乐见这样的未来,我想这也是中国建筑和社会追求的方向。

 


【编辑:李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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