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的艺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悲剧。他并没有洞悉生命的奥秘，反而在对生命意义的求索中毁灭了自己。我们理应从梵高的悲剧中，反思审美现代性在其华丽外表下给艺术以及世界所带来的灾难。

梵高的艺术代表着一次世界观的革命，然而这一革命却是全然消极的、破坏性的。我们从梵高的艺术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创造力被撒旦利用后的可怕后果。梵高作品中那些变形的景物，正是人类灵魂被扭曲的表征。人们惊叹于梵高卓越的创造力，却忽视了其艺术的破坏性。梵高开启了一个时代，但这却是一个沉沦的悲剧时代。

纵观中外艺术史，除了弗朗西斯·薛华等真正清醒的思想者之外，几乎无人能对梵高做出透彻的解读。无人看穿梵高的内心，无人洞悉他在信仰之路上的失败，无人知道他作为一个基督徒，却过着与神完全隔绝的生活。他曾经熟读圣经，对圣经真理却领悟甚少。至终，梵高完全放弃了信仰，成为一个孤独而狂热的艺术宗教徒，并在绝望的燃烧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足以证明梵高艺术的虚空，足以证明由高更和梵高等艺术家所开启的审美救赎理想的悲剧性。

梵高的时代

梵高所处的时代，正是尼采“上帝之死”哲学笼罩欧洲的时代。尼采深刻地洞见了欧洲人的信仰危机，并揭示了一个没有信仰的世界乃是虚无的世界。为了对抗这种巨大的虚无，尼采寄望于具有强力意志的“超人”和酒神狄俄尼索斯精神，即人类自我的膨胀和迷狂的艺术精神。在梵高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种膨胀和迷狂。

启蒙理性导致了欧洲的信仰危机，而反启蒙的尼采哲学则加速了欧洲和西方的沉沦，导致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基督教的普遍式微。尼采式的反启蒙之所以缺乏真正的建设性，因为这只是人类自我的内部对抗，即非理性与理性的对抗。其本质是人文主义的自我抗争。

因此，在梵高的时代，启蒙理性虽已走向穷途末路，但能够超越启蒙理性的新文化并未出现（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尼采的审美救赎理想所能产生的充其量是一种哀歌式的艺术，而非扭转启蒙现代性的拯救性力量。那个时代的西方人，虽然大多数还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但信仰在他们心目中不过是将残的火把，甚至是一坛死灰。因此，我们要正确深刻地解读梵高这样的艺术家，不仅要洞悉那个时代的哲学与艺术，更要洞悉那个时代的信仰背景，以及梵高本人的信仰状况。

对于绝大多数西方批评家来说，他们自己或者已经放弃信仰，或者只是一个与梵高同样的挂名基督徒，要想透彻地解读梵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对于绝大多数中国批评家来说，由于和基督信仰完全隔阂，正确解读梵高就更等于缘木求鱼了。

梵高的信仰与创作

与高更一样，梵高也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所不同的是，高更看起来放浪形骸，而梵高看起来则是一个心灵高尚的好人。然而，梵高的善良以及他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在信仰迷失之后的自我追寻，因此，完全是偏离真理轨道的黑暗之旅。梵高，一个天才，同时也是一个迷失的羔羊。他一生的痛苦说明他与真正的信仰相距甚远。他所开启的现代艺术，无疑是一种黑暗的艺术。

虽然梵高的为人与高更大相径庭，但梵高的艺术却与高更殊途同归。作为审美现代性的实践者，两人都把焦点转向内部现实，通过内心黑暗领域的摸索，探寻生命的意义，其结果则都是彻底的悲观。高更的乌托邦梦断于塔希提，梵高则在剧烈的自我燃烧中走向死亡。梵高绘画中扭曲的景物，既是他无法测透生命奥秘的表现，也是他因此内心极度痛苦的流露。而身为一个基督徒，梵高之所以坠入此种痛苦的境地，是由于他的信仰本身出了问题。这表明梵高的灵魂已经被彻底的怀疑主义所洞穿，他质疑神的存在，质疑造物主赋予自然的神圣秩序，因此他转向内心寻求答案，但他得到的只有迷惑与孤独。

梵高时代，启蒙理性经由康德和黑格尔等人已经达到顶峰。这种高扬人类主体性的哲学，把人的理性置于神的存在之上，并最终产生了否认耶稣神性的异端思想。这种异端思想和早期的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掺杂所产生的异端并无不同。康德认为耶稣只是由于道德高尚而成为人类的楷模，人通过学习耶稣的道德也可以达到耶稣的境界。黑格尔认为基督只是绝对精神不清楚的表达，他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哲学取代了基督信仰，用绝对理性代替了启示。梵高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但他对基督的认识与康德如出一辙。

在1881年12月致提奥的信中，梵高曾经说过：“一个人即便被列入普通人之列，完全感到自己是普通人中一个极其普通的人，但他在最后仍将变得相当沉着，他将把自己的良心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致使他成为一个更完美与更高尚的自我的声音，而普通的自我是这个自我的仆人。

我们从耶稣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的东西，耶稣最初只是一个普通的木匠，后来他把自己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使之成为一个充满怜悯、爱、仁慈和庄重的人，人们至今还崇拜他。”

可见在梵高的心目中，耶稣不过是一个道德境界超越凡俗的人，是一个尼采式的“超人”，而不是神。一个基督徒如果否认耶稣的神性，那就不仅是信仰不坚定的问题。从圣经真理和教会思想史来看，这是典型的异端思想。否认耶稣神性的人严格来说称不上是基督徒。梵高是否异端姑且不论，我们通过他的行为和艺术，也足以看出他偏离信仰的悲剧的一生。梵高一生的轨迹，都与他偏离基督信仰息息相关。对基督信仰从盲信到怀疑到不信的经历，左右了他的生活和创作，并最终导致了他的自杀。

早期的梵高，曾经执着于做一名传教士，并认为这是比艺术更重要的事情。那时，信仰是他人生的支柱。在1876年7月致提奥的信中，梵高说：“每天都有每天的罪，每天也都有每天的善，事实的确如此。假如不依靠信仰来使生活减缓痛苦，那么生存肯定会变得很困难，特别是当每天的罪随日常生活的存心有增无减的时候，更是如此。提奥，如果我不传播福音，灾难将与我同行；如果我不矢志传播福音，对基督怀有期望，那么，我的情况将会更加糟糕。”

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的传教士，梵高每天都认真研读圣经，甚至想把整本圣经都背下来。在1877年1月致提奥的信中，梵高说：“我每天都读圣经，想把它背下来。我要怀着爱心去认真研究那些古老的故事，弄清人们究竟对基督了解多少。

 我坚信自己不会对选择做一名基督徒和从事基督教工作而感到后悔。是的，是过去的一切成就了这种选择。……有关上帝的工作和那些画家的工作一样重要，但我更偏爱有关上帝的工作。”

  在1878年7月致提奥的信中，梵高又说：“不仅仅是圣经，整部圣经的基础都是‘黑暗中升起太阳’。……如果我不信仰上帝，如果没有对上帝的忠诚信念，也就会失去活着的勇气。”

  可见，梵高与基督信仰曾经有过一段甜蜜的时期。但不幸的是，梵高与基督信仰只是擦肩而过。由于他并没有领悟信仰的真谛，致使他最终被教会革除，而这直接导致了他放弃信仰并彻底转向艺术。梵高是一个善良的人，是一个关心社会下层人民疾苦的好人。关于梵高被教会革除的原因，美术史大多认为是由于梵高过于贴近下层矿工而招致教会牧师的嫉妒，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凡高所在的卫斯理教会正以关注社会低层而著称。而约翰·卫斯理本人一生更是不断出入工厂、矿区传道，与社会低层人民打成一片。实际上，梵高本人并没有真正接受基督信仰。我们透过梵高的一生和他的艺术，根本看不出卫斯理会教义的任何踪迹。作为18世纪欧洲教会复兴的主要力量之一，卫斯理会的核心精神就是恢复人与神之间亲密的关系。而梵高却始终是一个与神缺少内在关系的人。

在1878年12月致提奥的信中，梵高诉说了对教会的不满：“我必须告诉你，福音传教士和艺术家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有一所古老的艺术学院，这是一个令人憎恨的、十分专制的学校，长久以来气氛沉重；人们穿着盔甲--用偏见和习俗做成的盔甲；那些手握权柄的人们安排他人的工作，他们轮流坐庄，设法给依附于他们的人安排恰当的位置，而把别人排除在外。他们的上帝和莎士比亚笔下的醉鬼法斯塔夫的上帝一样。”我们不排除梵高当时所在的教会确实存在以上情形，但梵高最终被革除教会应该不仅仅是教会单方面的原因。

在1881年4月致提奥的信中，梵高说：“牧师称众生皆有罪，未出生就有罪。这简直是胡说八道！生活中充满着爱，这难道也是罪过？我认为没有爱的生活，才是罪孽的、不道德的生活。

……对我来说，信仰上帝，就是相信上帝存在，它是灵活的、欺骗人的东西，它以强大的力量催促我们‘重新去爱’，这就是我的理解。所以，我在生活的激情中放纵。”

 可见，梵高的思想充满矛盾，对圣经的认识支离破碎。他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而只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否认众生皆有罪，就是否认基督的救赎，也就是对整个基督信仰的颠覆。因此，梵高既不承认耶稣的神性，也不承认人的罪性。这表明他根本没有领悟圣经的精髓。我不知道梵高有没有受过康德的影响，但毫无疑问，这种思想与康德的思想如出一辙，是启蒙理性顶峰时期的时髦产物。以梵高这样的异端倾向，以及他“在激情中放纵”的行为，自然难免与教会发生冲突。梵高被教会革除可能与其自身的言行有很大的关系。

  被教会革除，是梵高彻底投身艺术的直接动因，也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离开教会之后的梵高，对基督信仰就一直处于内心的矛盾之中。特别是当他对表姐的求婚遭到拒绝之后，几乎对上帝产生了绝望。

1881年12月，梵高在致提奥的信中说：“……我很快感觉到心中的爱已经死了，取而代之的是空虚，一种无边无际的空虚代替了爱情。你知道我忠于上帝，我并不怀疑爱的力量，那时我体验到了那种感觉，我的上帝，啊！上帝为什么要抛弃我？我开始问自己，你一直在欺骗自己吗？……‘噢，上帝，上帝并不存在。’无尽的苦痛，使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能够理解有些人为什么会自杀，但我绝不如此。”

艺术代信仰：梵高悲剧之源

基于这样的情形，最终，艺术在梵高的心目中取代了信仰的地位。这是梵高悲剧性一生的黑暗开端，也是整个现代艺术史悲剧的开端。梵高的向日葵，是剧烈燃烧的哀歌，扭曲的形象充满痛苦，貌似生命之火实则隐藏着死亡的毒液。同样，1889年创作的《星空》也是一曲神秘主义的哀歌。很多人以为这幅名作表现了深刻的宗教思想，其实完全是一种臆测。

1889年5月致提奥的信中，梵高说：“我已经画完了缠绕着长春藤的灌木，还有一幅橄榄树的风景和一幅星空。尽管我没有见过高更和贝尔纳的近作，但我相信这些画与他们的画是一致的。你看这些画的时候，可能会得到一个比用语言描述更为明确的好的印象。他们的作品，我以前想过很多。这不是冥思也不是宗教，只要你按照德拉克洛瓦的方法，用色彩和更加无拘无束地素描，就能够表现乡下的自然景色，乡下比巴黎的郊区与酒楼都干净。”

可见，梵高本人并没有把《星空》看作是一幅表现其宗教思想的作品。至于《星空》与《创世记》、《启示录》中描述的近似，应该是一种巧合。《创世记》37章9节说：“后来他又作了一个梦，也把这梦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作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颗星，向我下拜。”《启示录》12章1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其中，《创世记》叙述的约瑟之梦，其中的太阳、月亮和十一颗星分别代表他的父母和十一个兄弟，象征着神的子民对基督的敬拜。《启示录》所描述的景象中，妇人代表教会，太阳和月亮分别代表新约信徒和旧约信徒，十二星代表以色列十二位先祖。《星空》中有十一颗星，其中月亮是在月晕之中或月亮与太阳交织，可以勉强与《创世记》中约瑟的梦相类比，与《启示录》中的景象类比则更加勉强。

1889年的梵高，对基督信仰基本上由怀疑转向了离弃。即使他仍然保持自己的信仰，以他对《圣经》了解的程度，透彻解读《创世记》和《启示录》中相关景象的真正意义也几无可能。事实上，《星空》只是一幅带有浓厚神秘主义色彩的风景画。这幅风景画折射了梵高信仰危机之后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偏离信仰轨道以及长期贫苦潦倒的生活，艺术生涯上的失意，已经使梵高的精神接近崩溃。

在1888年2月致提奥的信中，梵高说：“我越来越感到人是万物之源。尽管这是一种悲观的论调，尽管我自己还没有过上真正的生活。我说的是，真正的劳动比为油画劳动更有价值，生儿育女比创作、做生意更有价值。但是，当想到也有一些象自己一样脱离真实生活的朋友时，我就会获得力量。

可见，此时的梵高，已经离信仰越来越远了。以人为万物之源，正是启蒙理性的世界观基础。不幸的是，这是整个现代艺术和现代史的悲剧。

梵高：奔向死亡的燃烧

在信仰破碎，艺术生涯毫无起色的情况下，梵高更加渴望一个正常人的生活。然而，这一切他来说都那么遥不可及！

1890年所创作的《群鸦飞过麦田》，正是梵高走向生命终点的预兆。那大群的乌鸦，似乎是撒旦的使者，掠过金黄的象征生命的麦田，将梵高的灵魂带向黑暗未知的死亡。梵高的死，正应验了他自己的话：如果我不传播福音，灾难将与我同行。

梵高的艺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悲剧。他并没有洞悉生命的奥秘，反而在对生命意义的求索中毁灭了自己。在撒旦的欺骗下，梵高离弃了信仰之路，以艺术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尼采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幻想自己就是耶稣基督。杀死上帝的人幻想自己就是上帝，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而在后期梵高看来，艺术就是自己的宗教。梵高认为艺术具有救赎的功能，艺术家似乎是基督的化身。在梵高的心目中，艺术是比他父亲这位荷兰归正教会职业牧师所坚持的信仰更高级的、孤独的、令人迷狂的信仰。因此，在梵高的艺术观中，体现了相当严重的自义和渎神。孤独，对于艺术家是一种标榜，对于基督徒则是一种耻辱。

梵高的悲剧是一曲现代主义的哀歌。今天，我们理应从梵高的悲剧中，反思审美现代性在其华丽外表下给艺术以及世界所带来的灾难。从艺术回归信仰，让艺术为信仰服务，是现代艺术唯一的出路。

【编辑：赵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