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作为西方绘画主要画种，自15世纪经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和凡·艾克兄弟的改进得以迅速发展，又经不断演进形成了辉煌的历史面貌和世界性的影响。及至20世纪初，现代主义诸种流派相继产生，使传统油画艺术在观念与表达形式上呈现出多元化的势态。油画之在中国，自传入经过曲折发展，如今也面临着现代艺术思潮以及市场经济的挑战，同中国画等一样，正发生着急骤变化。中国的油画如何画，道路如何走，已经成为每一个中国油画家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

作为油画家，天津美术学院张世范教授，在这种挑战面前是个积极热情的探求者和卓有成绩者。

他，出生在冀州平原的一个古老的村庄，从小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读中师时，即常有绘画作业被列入优秀之作，在美术专用教室展示，初显出艺术灵气。1956年考入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天津美院前身)学习，打下坚实的艺术基础。1960年至1962年进入文化部委托浙江美院举办的罗马尼亚专家埃乌琴·博巴油画训练班深造，攻读油画研究生，更得到进一步的艺术磨砺。于河北美术学院(天津美院前身)任教后，虽然先后担任绘画系主任、教务处长、副院长等职务，1991年又开始挑起院长的重担，但多年始终坚持油画的教学与创作，积累了丰富的教学与艺术经验，创作了不少好作品。其油画《炉前》、《炉前工》、《雨》、《棉花》等先后入选全国美展，并有不少作品在日本、美国等地的本人个展和联展上展出，多有赞誉。同时出版有《罗马尼亚艺术家科·巴巴》、《现代人体素描新概念》、《油画教学浅析》、《艺术家和人体解剖学》等著述与译著，也颇为美术界所瞩目。

中国清初画家石涛曾提出“笔墨当随时代”，并力主“我自用我法”。如今看，这些话仍不失现实意义。所谓“随时代”，绝非“随时髦”、“赶浪潮”、“凑热闹”和“急功近利”(这是梁实秋早在几十年前就曾批评过的)，而是“诗文随世运，无日不求新”(清·赵翼诗句);所谓“用我法”，亦非不借鉴、不吸取，而是行变通之道。事实上，不论古今还是中外，凡伟大的有出息的艺术家，不仅能和着时代迈进的节拍而勇于探索，而且还能恪守艺术规律而善于独立思考、独立创造。他们既不抱着古人裹足不前，也不盯着现世名家名派的“脚后跟”亦步亦趋，而是汇百溪于一川，发他人之所无，立自家之法。

世范教授的艺术道路即是不断思考而求新求变的道路。60至70年代，当中国的油画尚处于苏联风格盛行之时，他的《炉前》、《炉前工》等作品，即以其既不同于一般又不同于自己过去的简括笔法、粗健形体和强烈的色彩展露于世。手法坚实而夸张、有力而动情，虽然有着较多的“罗派”味道，但那精神却是民族的，为当时画坛所罕见，令人耳目一新。此其一变也。80年代，当人们开始瞄准西方现代艺术之时，他又为之一变，唱起人们开始不愿触及的乡村的歌，推出《雨》、《棉花》等作品，赋予农村女性以健壮、修长而富于曲线变化的体态，端庄而迷人的神情。它们吸收了多家之长，用笔有放有收，刚柔互济，色彩清新明快，散发着泥土的芳香。此其二变也。90年代，他开始进行油画与水墨画结合的研究与尝试，创作出《孙中山在天津广东会馆》和《收获系列1-4》等。前者以浓重而空灵的背景烘托着简洁而明快的人物形象;后者表现乡村劳动女性的情怀，四幅色调分别为红、黄、蓝、白，手法有的笔法较细，有的笔法豪放，有的运用大色块对比，有的近似中国的泼彩、泼墨，并且大都采用强烈光影与少许笔线的结合，物象简括率真，色彩响亮酣烈。此其三变也。

主题性创作如此，其风景、静物、人像写生亦如此。即如静物，若说《山花》与《刺菜花》是取一般常用手法，细腻柔润，形与色均较忠于物象，蓬蓬勃勃，洋溢着自然之美，那么另外的几幅则不同。它们更强调了笔法的概括性和凝重感，强调了色彩语言的主观性和情感性。《红玫瑰》与《紫玫瑰》，注重对象基本形的归纳，造型坚实整体;色彩是红与绿(前者)或紫与黄、黑(后者)的块状对比，鲜明强烈，似有塞尚之意而又非是。《菊花》，背景跳动的蓝、紫色映衬出耀眼的黄、白色物体，闪闪烁烁，可见几分印象派的情趣。而《月季花》，却有意减弱物象体积感的刻划，以几乎平铺的单纯厚重的鲜蓝底色，托出由红、绿、黄、白色块对比构成的花与瓶，尤显色彩鲜艳浓烈、装饰味道浓厚，好像中国民间年画一般，颇具民族、民间风韵。《京白梨》，深重底色上散堆着的梨子，颜色明亮，造型随意，又加重线勾画，圆中见方，好似正欲滚动。几幅静物，手法不一，多彩多姿。其风景画，有笔法细润色彩轻淡柔和者(如《山春》等)，也有阔笔恣纵色彩厚重响亮者(如《秋色》、《溪流》等)，亦是各有所求，各显其色。尤其是，作为写生之作，无论静物、风景还是人像，多是情动于衷、有感而发，重传神，得天趣，甚为可贵。

众人皆知，他热爱艺术，但从事艺术实践的条件却是艰辛的。如果说他也有苦恼的话，“没时间画画”恐怕就是其中之最了。他的画架摆在办公室，好像多余的摆饰，上面画了一半的画布常常几个月不见变样儿。长期繁杂的行政工作占去他太多的时间，余下的只有星期天和节假日。他只有在这断断续续的有限的节假日，才能在自己的画架旁闻到油彩的馨香。他离不开这种馨香，多年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构想，没有丢掉手中的画笔(尽管断断续续)。他曾在本院季惠琴老师的书法展览会的开幕式上，借用季老师一幅作品所书的词句“忙里偷闲，苦中作乐”，不无感慨地大加赞赏这位女书法家的精神。言其在校搞行政，回家干家务，偷闲作书法，以此为乐，而又获得这么高的造诣，积累这么多好作品，十分难得，等等。道出了这位女书法家的甘苦，也透露了他自己的心声。

进入两千年，他脱开行政职务有了较多的时间研究艺术。在已有探索经验基础上，他深化中西文化“融合”的思考，推出了一批油画人物、静物、风景新作。他说：“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要了解，去实践，久之必有好处。油画要吸收传统文化的精神，不图表面的那种国画味，同样，国画也不必追求油画那种表面效果。”这是颇有见地的经验之谈。新作中的《读》(2007年作)，笔法点画随意，色彩斑驳，阳光灿烂;《大学生》(2004年作)，人物面与手刻画深入，衣服则用画刀平抹，刀法泼辣，颜色纯正，在笔涂的背景映衬下颇具力度感;《惠兰》(静物，2006年作)，色彩单纯、强烈而和谐，主体用富有力度的画刀画出，长叶歪斜交错，强化了物象的生命感也增添了画面的强健气势;画于新西兰的《国家公园》(风景，2005年作)，在白云、绿地间画参天老树，笔粗色重，大刀阔斧，洗炼概括，于平和、远淡之中寓含着一股浩大的勃然之气。这些作品是油画，但却在“气韵”、“用笔”、“赋彩”上不乏中国画直抒胸臆的“写意”精神。此可谓其艺术之路上的四变也。

他曾说：“画画儿，要画自己的感受，要有生活基础，别管别人怎么画、怎么说，自己画自己的画，不能跟着别人跑”;“过去的东西，包括自己的东西要丢掉，画时要随意，不能拘泥于成法”;“要打‘空档儿’，打‘时间差’，即别人不画的你画——如农村的生活形象，别人没用的方法你用——如印象派与后来野兽派、立体派之间的画法。”道破了他多年来的绘画思想，同时也可见他坚持探索进取的信念。实际上，他的艺术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是他自己的。也就是说，他的作品同一切有创造性的艺术家的作品一样，是“生动的、特殊的自己个人所有的音调，这些音调在其他每一个人的喉咙里是发不出来的”(借用俄·屠格涅夫语)。

世范教授的艺术成就和特色，不仅来自他对艺术的思考和执著追求，也来自他丰富的生活感受，坚实的艺术功底和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他在农村曾参加过多种农事劳动，对那时的生活感受至今津津乐道。在天津美院曾受到中、西绘画的全面教育;到西子湖畔，更得到油画专家博巴的亲授和中国写意画大家潘天寿的指教。他从小喜欢京剧艺术，熟悉“锣鼓经”，虽然唱工不佳，但念、做、打却颇有些行家之意，在做学生时与任教后均多次粉墨登场。他常作草书，其势如寒藤挂松，不乏生拙灵变的神采。他也常作水墨写意山水、花鸟，勾泼点染，酣畅淋漓。此外，他曾先后到日本、美国、比利时、法国、德国等进行艺术交流，目睹过著名博物馆中的西方艺术珍品，开阔了眼界。这些岂能不滋养他的油画艺术?

独创性是艺术的性格和生命。法国雕刻大师罗丹说：“在艺术中，有‘性格’的作品，才算是美的”。为了获取这种美，世范教授进行了并正在继续进行着探寻。

2007年2月28日修订

【编辑：刘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