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胶片形式保存的6000多张照片，没有一张洗出来过，全是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五六十年代在世界各地旅行中所拍摄，他的拍摄对象只有当地的历史建筑。

格罗伊斯挑选运来中国的 400 多张照片，按照国家被分成几大类，每一类都被装进一个特制的幻灯放映机中，定时地投影在墙上。观众们进入深圳OCAT 的展览空间，好似置身于古代遗迹的科教宣传现场。如果单从摄影术的角度来观看这些照片，那么科耶夫无疑并不是一个出色的艺术家，这些照片普遍视角平淡，取历史建筑入景，单独拿出来看，无一不像风光明信片。但是如果从科耶夫的哲学背景和政治学背景来观看这些照片，我们将会得到完全不一样的阐释——一个身处“后历史”的人，却对历史表现出了别样的眷恋。“历史的终结”，正是科耶夫提出的最著名的哲学观点之一。

科耶夫作品 拍摄于五六十年代

对多数中国人来说，亚历山大·科耶夫这个名字也许稍显陌生。不妨通过几件中国人熟悉的事情，便可大致勾勒他的思想脉络。1989年，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写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极大争议。他在书中声称，不会再产生新的自由平等观念和政治著作，也没有新的领域可供探索，因为我们已经到了“人类思想进化的终点，西方的自由民主已经成为普遍价值，变成人类政治的终极形式”。福山的这个观点，正是直接继承自科耶夫。而在现实中，科耶夫对当代政治最深远的影响，也许是他的思想直接启发了欧共体的建立，而且在欧洲煤钢共同体( 欧盟雏形)的建立中，他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积极“入世”
 

亚历山大·科耶夫

除了展出的照片之外，主办方还把十几份科耶夫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手写行程表，制作成放大数倍的图像，并翻译成中文，安放在展览空间周围的墙上。从这些行程表中，我们看到一个一丝不苟的科耶夫，细到吃午餐的饭店名称，他都会记录在案。而他的照片，却弥漫着历史遗迹的静谧气息，所有的景物几乎全是中远景，摄影者隔着一段空间平视着它们，空间如同被置换成了时间。可是在科耶夫生活的时代，冷战的阴影笼罩着世界，作为法国对外经济官员的科耶夫，怎么会采取这种静谧的态度来观照历史呢?

二战硝烟甫停，科耶夫就给当时的法国临时政府总理戴高乐秘密呈上了一份文件。在这份被称为《法国国是纲要》的文件中，科耶夫以俯瞰的眼光分析了当时的全球局势，并向戴高乐提出了他自己的法国战后重建和全球战略总体构想。

用科耶夫的术语来说，战后国际局势必然会走向以美英为核心的“盎格鲁- 撒克逊基督新教帝国”和以苏联为核心的“苏维埃- 斯拉夫东正教帝国”之间的两强争霸。如果法国还是像在 19 世纪那样仅仅维持一个民族国家的话，必然会失去曾经的独立性，而不得不依附于两强之一。所以法国要做的，便是联合欧洲拉丁诸民族，建立一个以法国为核心的“新拉丁天主教帝国”，以此来和美苏三足鼎立。

科耶夫的这份文件让人想起诸葛亮的“隆中对”。诸葛亮以超凡的睿智奠定了此后 50 年的天下鼎立之势，而科耶夫的《法国国是纲要》，则在精神上指导了日后欧共体的诞生，乃至今日的欧盟。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一极，虽然不同于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的构想，但在政治上可谓一脉相承。

科耶夫的“用世”之心已经在这份纲要中表露无遗。但是如果就此论定他是一个热爱法国、热爱拉丁文化的走出书斋的哲学家，那对于科耶夫的“野心”来说，也不免是一次智识上的忽视。就在二战结束之前，给戴高乐写信之前，他甚至曾以“人民来信”的形式，给斯大林写过信，信件的内容虽已不可考，但是据以赛亚·柏林说，此信关乎苏联的国策制定。另外，在 1955 年 5 月 16 日写给德国政治哲学家卡尔·施米特的信中，他也表达了对于国家之间的界限的“蔑视”：“⋯⋯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尽管如此您仍然还能够谈及一场即将到来的政治- 军事冲突。对我来说，莫洛托夫的牛仔帽才是未来的象征。”

《法国国是纲要》与其说是为法国出谋划策，不如说是科耶夫为了实现自己的某种政治理念而依托于法国。就像古代的纵横家，配六国相印，逞一己之能。然而科耶夫寄托于“新拉丁帝国”的政治理念到底是什么呢?

科耶夫作品 拍摄于五六十年代

科耶夫1902 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富裕的贵族家庭，原名亚历山大·弗拉基米洛维奇·科耶夫尼科夫( Aleksandr Vladimirovitch Kojevnikov)。后来他在法国教授黑格尔哲学，他的学生们给他起了科耶夫的昵称。1905年，他的父亲( 也就是著名抽象派画家康定斯基的兄弟)在日俄战争中丧生，他母亲嫁给了他父亲生前的战友。

俄国革命爆发后，科耶夫逃往德国，进入海德堡大学。和很多俄国流亡贵族一样，科耶夫靠变卖首饰维持着在德国的生活。他用卖首饰的钱入股了一家奶酪厂，并获得不菲的分红。在德国的学习经历深刻影响了科耶夫的生活轨迹和哲学思想，这一时期他碰到了亚历山大·科瓦雷、列奥·斯特劳斯等著名思想家，后者和他保持了几十年的通信。也是在这一时期，他接受了黑格尔的哲学，并开始自认为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

1929 年经济危机，奶酪厂倒闭，科耶夫变得穷困潦倒，不得不去法国从事教职以糊口。1933-1939 年，他在巴黎法国高等研究院讲授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班上听课的是新一代法国知识分子，如莫里斯·梅洛·庞蒂、雷蒙·阿隆、乔治·巴塔耶、安德烈·布勒东、阿尔贝·加缪等。正是科耶夫这7 年的传播，使得黑格尔在法国的地位直线上升，科耶夫自己对黑格尔的阐释，也影响了一大批法国知识分子。

其中对当代哲学影响非常大的“历史的终结”概念，便是科耶夫对黑格尔的启发性阐释。根据科耶夫的说法，历史是随着法国大革命走向终结的，因为法国大革命第一次使“人的欲求”得到了普遍的“承认”。接下去的所谓历史，只是各个政治实体朝着法国大革命既定的对于人性的“承认”而各有差别的发展罢了。所以，我们生活在历史终结之后的“后历史”环境里已经很久了，只是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状况而已。

“科耶夫设法向他的读者解释其合理性，但他始终坚称自己并没有想要提出新观点，因为他认为自己只是在复述和进一步解释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没有添加任何内容。”鲍里斯·格罗伊斯在采访中指出，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被科耶夫应用于历史发展之中，他使“绝对精神”成为某种类似于“历史决定论”的核心概念。

既然科耶夫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于法国大革命，接下去的“历史”只不过是实现大革命所提出的对于人性的普遍承认，他便在战后断然放弃了哲学工作，转向“仕途”，投身于实现他所谓的“普遍均质国家”(Universal Homogeneous State)的事业之中。他的所有照片，也均是他放弃哲学家生涯之后所拍摄的。

政治与摄影术

科耶夫作品 拍摄于五六十年代

“普遍均质国家”是科耶夫在《法权现象学纲要》中提出的一个政治概念。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中，截取任何一片社区或者地理区块，其人群之间均已达成“相互认同”的默契，意识形态或者文化的差异不再成为重要的差异。可以说，“普遍均质国家”就是科耶夫心目中的“后历史”状态。

但是，没有办法让所有国家全部同时进入“后历史”的状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认同还没有确立，这就说明他们还生活在“历史”之中。即使在一个国家内，还生活着处于历史之中的人或社区。在《从欧洲的视角看殖民主义》中，科耶夫说：“亨利·福特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意思是福特改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间接扭转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预言。在对待殖民地的态度上，他直言不讳地称欧美列强应该要向福特一样扭转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使它们更快地进入“历史的终结”。

可以看到，在科耶夫身上，有着两副表里不一的面孔。首先，他秉持着“普遍均质国家”的理念，对未来感到绝望(他认为历史终结之后，人类会只剩下动物性的欲望);同时他又在现实政治中极力推动着世界朝着“后历史”的方向发展。正像是一出过程和结局都痛苦的大戏，一位早知结局的悲剧配角，不得不“顺应历史”。科耶夫的学生雷蒙·阿隆曾听他不止一次地说起一句玩笑话：“人生是场戏，只演一次，但得好好演”。也许这句话正透露出了科耶夫的真实心态。

入仕之后的科耶夫政绩颇丰，作为法国派驻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高级官员与各国协商贸易，之后参与协商了欧洲煤钢共同体的相关贸易协定。可以说，欧共体的建立，无论从思想资源上还是具体细则上，科耶夫都起了重要作用。由于担任经济专员要到世界各地出差，使得他可以一览各国名胜，摄影也从这时起变为他的爱好之一。

科耶夫学习摄影的方法也极其独特。他是买来明信片(他的收藏中有1万多张明信片，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此次展览无法来华，只能以复印的桌布方式集中展示)，然后跟着明信片的角度，用光去拍摄。作为一位黑格尔主义者，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客观立场，他讨厌主观的立场。他认为他私人的生活要接近“当代的客观立场”，几乎不拍人的近景(仅有的两张人物照，一张是他的日本女朋友，一张是他二战后回到苏联遇到的久别重逢的母亲)。他之所以“向明信片学习”，便是为了让自己主观看世界的立场越来越接近当代的客观立场。可以说，在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科耶夫也展现了两副完全不同的面孔。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