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篁 布面油画 60cm×75cm 1989年
我曾经不时惊羡于不少画家能早早地寻得一个点，一个在艺术上持久不疲的开掘点，哪怕几只果子，一组陶罐，一对母子，甚至一片抽象的点线，都能倾注长久的热情，在一个看来如此小的点上深入挖掘，画得意味无穷而卓有成效。然而于别人不难办到的事于我却是大难，总是聚不到一个点上，这种不合当代潮流的状况常成为不成熟的明证，可对我这活过半个多世纪的人来说，按理也该有几分成熟才对，却总有那么些相去甚远的事物在分散着我的热情，竟至数年前朋友玩乐时用碟仙为我请命，问及马某事业状况，那碟子竟然走到一个“多”字上戛然而止。我并非神秘文化的虔诚信徒，对命相之说，从来是中听的尽量靠拢，不中听的竭力抗争。但这个“多”字不能说没有点巧合，它不幸言中了我的客观状况，我至少有两个以上的点无法割舍，英雄主义的颂歌对我有巨大的感召力，而平静安宁的自然于我又有由衷的吸引力。久而久之，我想也许这就是我吧，人的现实追求，总离不开它的历史成因，它既然符合“我”这个事物的生成逻辑，只有由它去吧，管他成熟不成熟，与其扮演别人，不如扮演我自己。
我的早年学画历程和前期艺术实践是在前苏联艺术模式和中国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规范中走过的，巡回画派的历史图卷与对大自然的动人吟唱曾深深地感召着我，梅尔尼可夫等人的巨型镶嵌壁画也曾在那时不宽的视野中占着重要位置(当然更不待说后来看到的墨西哥壁画)，这些都在历史的过滤中作为一种积淀存留下来。1980年带领77级学生走进敦煌洞窟，深入实地感受那深厚博大的中国文化艺术宝藏和大西北莽莽苍苍的大自然，令人激动不已永远无法淡忘，又作为一种积淀存留下来。12年前初次步入西方世界，奔走于历代大师真迹之间并浏览扑面而来的各种流派，为之极度震撼的同时，又产生一股巨大的反弹力，将我身与心均反弹回本土，深感那里只有我需要的“食物”而并非我赖以生存的土地，于是“植根本土，寻找自己”又作为一种理念积淀存留下来。而个人生活的历程亦有不少的堆积物愈垒愈多：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整整10年不断成为批判斗争对象，中年时代汹涌而来的情感风波，刚过天命之年又像一条鱼被不由分说地钓进原最不堪想象的行政生涯的竹篓，一装数年。所有这些，各种矛盾冲突需要面对，任何能承受和不能承受的都得承受下来，久而久之，承受能力是空前增强了，面对任何难事也不至乱了方寸，哪怕上帝告诉我还有三天可活，也能去想我还可以做些什么。人，尤其是男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承受各种负荷的，这样一想，就坦然得多了。但虽说如此，毕竟这些东西都会成为人生的生活积淀，无论是正面或负面的都会存留下来，哪怕天天可以开怀大笑，但无法不告诉自己：生活是艰辛的，只是不能为艰辛所压倒。
基于这种人生体验，我对人类历史上一切在艰难中抗争的英雄人物，无论是有名的或是无名的，无论是胜利的刘邦还是败北的项羽，都有由衷赞美的热情。正是这种热情，支配我去画红岩烈士的业绩，画黄遵宪、林则徐以及青纱帐里的无名英雄们，不愿放弃这样的机会和可能，无论是架上油画或是大型壁画(当然这种赞美必须以能萌生艺术形式的构想为前提，不能萌生艺术形式的赞美只能在口头上进行)而唯其承受生活的重负，人的心灵总想寻求补偿，总想在平静安宁和谐中舔平创伤，无论是自己的或是别人的，这种精神的企盼驱遣着我走到艺术创作的另一端，在未经现代文明侵袭的自然中去拾回紧张焦虑的现代人应有的心理平衡。在我看来，各种艺术现象如果从对于人的精神产生的直接作用而论，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激励人生的艺术，一种是抚慰心灵的艺术(两者有时可能产生互转)，而我确实在他们之间无法只择其一。
这些年来，由于各种原因，画风景的机会多些，而在早年我即对此有自发兴趣，只是那时只流于常规意义的风景写生。学生时代末期，一位友人抄送我的名人名言中便有这样一句：“艺术家是自然的情人，所以他是自然的奴隶，同时也是自然的主人。”我甚以为然，并铭记于心。20多年前，当我第一次乘机凌空时，地上的万物在急剧的缩小，它们之间的关联明晰可辨，我顿时产生两点强烈的感受，一是观察事物的人总难免受视角和视野的局限。万物本有自己固有的形态，但天上的鸟与地上的虫看到的世界绝然会是两样，我应该时常提醒自己，尽可能少地陷入虫的境地，而尽可能多地设想用鸟的眼光去看看所面对的事物，以此来铸就自己的心胸。第二，当眼前出现的是层层叠叠浩渺无边的云海而再无其他任何东西时，只感到人是以一对亿地面对着宇宙，这时隆隆机声已全无所闻，而满机的乘客也一应退出视野，这时我空前强烈地感受到自己与大自然在死一般寂静之中的交融，它令我战栗而又惊喜。这两点感受在我此后的漫长生活中不时地萦绕着自己，似乎随着岁月的推移与阅历的增长愈来愈强烈的影响着我。第一点感受让我在生活中不把面前的山头看得过大，避免产生不堪的重负，甚至在最为难的时候也不时让自己的灵魂从锅底爬上锅沿，以审美的心态去看一看连同自己在内的各种角色在锅中怎样表演，同时也看看自己有些什么过失。第二点感受让我不把“天人合一”观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仅仅作为一种理性的输入，而是较为通畅地融进自己的感性体验。面对自然时，当年飞机上的那一幕幕帮我比较容易地进入一种可称之为悲壮的情境中去观照大地壮阔的静美，相对无言却又尽在不言之中，宛如聆听上苍的音律。细看眼前的每棵树都有自己的心性与表情，远观每群树都有他们的阵势与运动，他们都像自己的兄弟姐妹，似乎我看他们，他们也在看我。人期待什么，就会看见什么，现实生活愈是冲突和挣扎，我便愈热衷于从自然中去领略秩序节律和潜藏于其中的精神情性。然而他们的精神情性，他们的秩序节律一如上苍的一切玄机一样，并不肯畅晓无歧地明示于人，这需要静静地解读与体悟，去辨析那无言之中无穷无尽的言语，从体悟中萌生表意的形式。我不希望自己的作品离自然太远，怕伤及它的情性;也不希望自己的作品离自然太近，怕伤及它的秩序，我竭力从单纯中构建一种精神。
一首叫做《道路》的孟加拉民歌这样唱道：“道路的尽头仿佛在向我招手。呵，它甜蜜地吸引着我。它将领我向哪里，什么命运在等待。这种思念日夜地扰乱着我那甜美又迷惑的心。”
【编辑：赵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