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时，伊拉克是个充满自由主义精神的世俗国度，经济发展迅猛，建筑被视为国家建设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同当时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它有着对于“进步”坚不可摧的信念以及高涨的乐观主义精神。

我成长的60年代，是一个全新国家最自豪的时刻——不仅仅在阿拉伯世界，在南美洲和亚洲建筑都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个时代和今天一样——人们对城市结构的自豪之情被重新点燃，变化、解放和自由的理念对我的个人发展意义重大。

巴格达国家博物馆在2003年4月被洗劫之后经过重新设计的内部展览空间。

我父亲的那一代人被送往海外求学，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师从Laskian和Fabian。在那个社会变革风起云涌的时期，意识形态对我有着深刻的影响。

童年时期我被伟大的建筑作品耳濡目染，学校对面是庞蒂设计的大厦，我的姨妈也正在北部建造一座风格现代的柯布西耶式住宅，非常精彩。我被它们深深吸引，并开始痴迷于建筑。

我念的修女学校的教师们都是大学毕业，因此理工科的教学水准极高。校长是一位修女，她对妇女教育事业富有激情，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当地的一位先锋人物。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地区来的女孩子——包括穆斯林、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对自己的宗教一无所知，我也是直到六岁才弄明白自己的宗教是什么。我对巴格达博物馆的早期记忆之一是它的资料馆。学校一位老师的丈夫是考古学家，因此我们有机会进去参观。我看到里面数以千计的玻璃橱窗和几百万枚封印——长的、短的、苏美尔文明和巴比伦文明的珍宝。楼上相对素净，但地下室和储藏空间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作为阿拉伯人，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同欧洲人和美国人的视角大相径庭。人们对历史有一种特殊的敬意，但同时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摆脱历史的压力，就像新的阿拉伯国家那样——民主、自由、对教育持开放态度——并且重视建筑，因此那个时代涌现一大批脱颖而出的项目。我依稀记得六岁时我父母带我看过一场赖特的作品展。展览是在巴格达的歌剧院举行的，我仍然记得当时看到的建筑模型和展品。

我始终认为，父母对建筑有着一种间接的兴趣，是他们给了我信心去追求我热爱的建筑艺术。他们曾带我去看九世纪的Samarra大清真寺螺旋形的Malwiya宣礼塔，它建于1000多年前，却是众多现代主义大厦模仿的对象;我们曾经长途跋涉去看Samarra的废墟，它在Tigris与Euphrates相遇的伊甸园之中。身临其境，你会有一种永恒感，你看着身边的河流和树木，正如它们一千年前的样子，这种永恒感非常迷人。土地、河流和动物之间存在着某种延续，并且延伸到建筑与人身上，我想也许我的努力正是为了当代城市和居民们，在城市建筑的背景之中将这种和谐与延续保留下来。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