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衡：《被修饰过的天使》200X170CM 布上油画 2009
江衡：《蝴蝶飘》，布上油画，200x170cm，2009
在人心中，如果世界图景关系中人神关系的绝对优先性被其他的人言关系、人时关系、人我关系、人物关系、人人关系、人史关系所取代，后者就会失衡；如果人神关系中的上帝不再处于绝对中心的、重要的位置而不再超越于人的存在，人言关系中的语言、人时关系中的时间、人我关系中的自我、人物关系中的物质、人人关系中的他人、人史关系中的历史，就会在一个阶段内篡夺其中心位置而凌驾于人之上；如果这些受造之对象构成了人的存在中心，人就会落入一种不义的生存状态、一种异化的关系世界中，就会把他所关联的对象即语言、时间、自我、物质、他人（如明星、名人等）、历史偶像化，把原本作为受造物的东西当作创造者本身来膜拜。其否定性的表述为对于人性中的泼皮、无聊、无奈、倭化之类性情的欣赏，其肯定性的表述为偶像化的、无限化的卡通病女。它们都属于从权力政治时代向资本经济时代转型期间过渡而出现的社会反叛图像。
后现代社会涵盖消费社会的特质，消费社会同时也是人类进入资本经济时代后期的必然产物。凡物皆消费品、对物的消费构成社会生产的起点，消费社会之物被符号化，因而具有“景观社会”之规定。这在根本上属于物质主义对社会的诠释。关于卡通一代艺术家在广州、重庆等地的出现，批评界一般将其归咎于后现代社会的消费化、信息化的文化思潮。但是，这样的艺术样式为什么没有出现于西方社会的后现代时期呢？为什么在那里只有相应的波普艺术、酷儿艺术呢？诚然，在艺术史的生成逻辑上，卡通一代吸收了波普艺术对于流行图像的挪用表达、艳俗艺术对于亮丽色彩的画面诉求。它的确同资本经济时代的到来相关（如江衡的《消费时代景观》，2003），但它更多地和我们的社会的前现代性相关，同我们依然在人类史的意义上停滞于权力政治时代相关。权力政治企图操控人们的精神生活世界所带来的压抑感、封闭感，还因为我们处于一个以俗世化为表征的前基督教时代对于人的精神性深度存在的拒斥，迫使成长于计算机技术崛起时代的70、80后的一些年轻艺术家在卡通式的、平面化的、虚拟化的想象图像中寻求满足与突破，正如一些艺术家近年来热衷于转向描绘花花草草一样。
在个人的生命情感经验的开启上，卡通画家们“传达的大多是瞬间化、物欲化、肉身化的消费快感。”（何桂彦语）其中，尤以江衡的时尚偶像病女、熊莉钧的自我崇拜的卡通美女为代表。
事实上，当一个社会选择物质主义、肉身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时候，其文化的价值取向必然与精神为敌。中国文化在改革开放前后的高度，在终极意义上由于其俗世化的囿限最多也只能是处于人的物质性肉身所能够攀登到的境界。这就是我们从江衡作品中看到其符号化的女性美得浮浅而虚假、虚假而浮浅得令人绝望的原因。其代表作中从《被解构的卡通美少女》（1998）到《被修饰过的天使》（2009），从《来自露丝·汉德勒的礼物》（2010-11）到《风生水起》（2011-12），从《偶像时代》（2007）到《散落的物品NO3》（2005）、《蝴蝶飘》（2009）乃至《梦蝶》（2010），这一切，不过都是《水中花》、《虚拟的美丽》（2009）、《梦幻般的风景》（2011）；从城市化造成的现代人的无家感（以横飞乱舞的蝴蝶、波浪起伏的山水为象征）到消费化赋予人以肉身乐感（以自我沉迷的镜像秀为象征），从信息化带给女性的粉脸生活（以淡妆分层的自我欣赏为象征）到前现代的权力政治之阴魂不散（以空中散落的药丸、箭伤、骷髅为象征），这一切，不过都属于来临中的后现代社会的样本。另一方面，江衡作品中的都市时尚女性，呈现出一种偶像病女的特征（《新偶像时代－我漂亮，所以我快乐》，2007）。将贯穿在人物关系中的信息化技术神化，年轻人迷惘于卡通式的虚拟生活，使在世界图景中的人物关系篡夺了人神关系的中心地位，这一切不过只是当下混现代社会的异化凸显，是从“塑料化、透明化、模糊化”的美女到“妖冶、苍白、漂流”的芭比、从人到物的变异。江衡在《风生水起》中提出的问题在于：在这个集前现代的审美迷恋与另现代的芭比梦魇于一体的混现代社会，上帝“创造”的未来新人类在哪里？
在主题关怀方面，江衡的创作历程，遵循的是卡通美女、粉脸美女、芭比美女之三明治结构。这区别于以粉脸卡通丑女为描绘对象的熊莉钧。作为新卡通一代的代表，我们可以用叛逆的、轻浮的乐感图来概括熊莉钧全部作品的原初图式。熊莉钧作品中的人物带有儿童心理的假熟人格特质。
作为快餐文明的产物，无论是1993年兴起的“卡通一代”还是2003年出现的“新卡通一代”艺术，注定了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昙花一现的必然命运。艺术家可以在艺术中表现浅薄，但不能表现得浅薄。这或许就是其他不少卡通一代画家如今烟消云散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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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睿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