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画派

前两天，和一群设计界、美术界的朋友聊天，讲起国内的艺术家在海外的境遇，聊起了“云南画派”。

我是1980年代去美国教书的，原本想通过在美国大学教书的机会，学习国外的教学理念和方法，也趁机做点艺术史、设计史的研究，没有想到一口气就教了25年，人生一小半在美国大学里度过了。回想起来，收获失落各半，自感收获最大的反而是练出了一种宠辱不惊、平和淡定的心态。这些年来，因为近距离和艺术打交道，和艺术家打交道，一不小心就见证了不少国内艺术产品的兴衰荣辱，感叹良多。其中“云南画派”的潮起潮落就很有戏剧性。

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下半年才结束。十年动乱，国门闭锁，国内的艺术界完全不知道外部世界发生了什么。从1977年、78年开始，随着国内气氛逐渐的松弛下来，几十年来单一的苏联学院派写实主义风格也开始出现裂纹：先是讨伐“文革”的“伤痕艺术”出现，跟着就是在街头表示政治异议的“星星画展”被封禁。1979年洛杉矶帕萨迪纳的“亚洲太平洋博物馆”举办了第一次中国现代艺术展，“伤痕”占多半，其他是模仿西方各种形式的作品，从印象派到波普都有一点点，当时并没有受到西方收藏家的重视，这些作品基本没有产生市场价值。时隔不久，装饰性强、情色味道很重的“重彩画”出现，几年之内成了气候，在美国商业绘画中大出风头。

顾名思义，“云南画派”就是来自云南省的一个画派，其实内情要复杂得多。我们都记得曾经有一阵子在美国市场上出现了一种装饰性风格的画，卖得极好，是用正方形的“高丽纸”画的，线描重彩，题材多半是半裸的少数民族少女，纸面肌理很特别。跟着就是“云南画派”这个术语的出现，术语的创造者是一位美国艺术评论家朱安·科恩夫人(Joan Lebold Cohen)，1988年她出版了一本书，题为《中国新艺术：异情和情色“云南画派”》( China's New Art: Exotic and Erotic : YnnnanSchool,  ARenaissance in Chinese Painting ，Fingerhut GroupPublishers: 0-961977-0-8)。1970年代下半期、80年代初期，科恩夫人曾于跟随做律师的丈夫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在当时刚刚出现的中国大陆新潮艺术圈内颇有影响。她因为是学艺术史的，因此曾在中央美术学院(微博)举办过一些讲座，有机会认识了一批文化大革命“劫后余生”的艺术家，写过一本《新中国绘画： 1949-1986》(the New ChinesePainting, 1949-1986, Abrams)，应该是文革后第一本由外国人写的英文版中国现代艺术史。回到美国后，科恩夫人受商业画廊的委托，写了这本“云南画派”，那本书的出版商，是芬格赫特(Fingerhut)公司；这个公司的老板叫艾伦。芬格赫特，就是“云南画派”核心画家蒋铁峰的画商。接着，又有评论家克罗兹(Ralph C. Croizier)在《洛杉矶时报》发表长篇评论，其时我刚刚从费城转到洛杉矶教书，有机会接触到这个过程。

高丽纸是重彩画的物质基础。宣纸是用檀树皮为主要原料做的，打湿了之后很容易破，因此用笔、敷色要小心；高丽纸是用稻草为主要原料做的，原来是东北人在冬天糊窗户用的，现在去故宫西六宫参观，还可以看见皇宫房间外面是用高丽纸糊的，应该是满洲人兴起来的。因为是窗户纸，因此纸厚且韧，可以用很稠的颜色反复渲染也不破，甚至连西洋的水粉颜色、丙烯颜色都可以受得住，是接近宣纸中尺寸最大、价格最低廉、韧性最好的一种土造纸。不过如果用来画水墨，就没有宣纸独有的那种笔墨细腻感，因而始终未被国画界采纳。这种纸据说是1950年代黄永玉偶然发现可以用来画重彩，张仃先生后来也用。我看黄永玉在写回忆录中提到他在“文革”后期曾经去上海看林风眠，给他带了几十张高丽纸的记载，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画大宣传画，也是因为价格特廉而用的高丽纸。文革后有人尝试在高丽纸上画油画，纸张吸收了所有的油，毫无光泽，也是一种风格。不过真正把这种纸张的潜能发挥到极致的，还是蒋铁峰。

蒋铁峰是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的高材生，师从黄永玉，师生关系很好。黄永玉当时作木刻，铁丝一样的线条，极具线的张力，好像水印木刻“阿诗玛”，黑白木刻“春潮”，都是中国木刻中的上佳作品，对蒋铁峰影响很深。他毕业后到云南昆明的出版社工作，开始用高丽纸画，铁线勾勒，重彩渲染，题材往往是体态丰腴的女性，非常养眼。“文革”刚刚结束之后，第一批这样的画在国内报刊发表，一时轰动。我当时在广州美术学院教书，从助手手上的画报上第一次看到，能够摸索出这样一条新路，很令人高兴呢！

据说那时已经有画商从香港去找蒋铁峰买画，之后又继而有美国画商订购。蒋铁峰是一位低调的画家，关门画画，闲下来就打打乒乓球，不烟不酒，也不喜欢应酬。画得好，并且勤快，因此作品数量很大，80年代初期受画商邀请去美国时，他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作品和资金了。赴美之后，他开始在明尼苏达关门作画，之后移来洛杉矶，住在一个叫做阿尔罕伯拉(Alhambra)的小城里，这个时候他的重彩技法已经很熟练了，在纸上用揉皱、皴擦、反面上色各种方法，肌理越显复杂。他的画商芬格赫特专心打造，请了科恩夫人写书，提出云南画派说法，他的画价也就与日俱增了。

根据区欣文先生近期在一次访谈中的说法：“地处边陲的高原云南，向来是生产艺术的温床。一大批艺术家齐聚于此，包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丁绍光、中央美术学院的蒋铁峰、四川美术学院的何能等人，他们都从外地分到了云南工作，并因为共同的爱好，常常走到一起。”“1982年5月，香港大一设计学院教授林信举荐丁绍光，蒋铁峰，何能，区欣文参加中国著名画家大战，自命为“云南画派”，结果一炮而红，震惊了世人。”

由于用高丽纸画的重彩画具有很好的市场，因而一时间投入者众。其中不乏很有个人特色的画家，比如中央民族学院的刘秉江、周菱、秦元阅，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肖惠祥，湖北美术学院的唐大康等。其中丁绍光的商业意识最强，画面直白，更容易讨喜。他的画商叫做西格尔(John Seagall)，绝对是要把市场做大做炫的那种犹太人。到1988、89年前后，重彩画在美国形成了芬格赫特、西格尔对峙的局面，偌大的洛杉矶艺术展(

LA ArtExpo)入门位置，两家画商摊位庞大，对面抗争。我们这些刚出国门的人从未见过这种架势，还不习惯艺术市场这种运作方式，真是有点目眩。没有多久，原作画价达到几十万美元一张，有限印刷(serigraph printing)也卖到数千美元一张，是当时国内来美国发展的艺术门类中市场价格最高的。

国人有个习惯，就是什么卖得好就一窝蜂上，质量拼不过，就以低价争夺市场。重彩画当时面临的局面就是如此，本来蒋铁峰开始探索的时候，大家都很看好发展前途，然而几年之内，居然出现了一大批人搞量产。1993年我去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看画展，有个画廊老板私下找我去他的画廊，看看他从大陆收回来的一批重彩画。画柜一打开，里面竟有几百张之多，是大陆一些美术学院的学生模仿丁绍光画的，收购价仅仅是几十元人民币一张，那一瞬间我就知道重彩画的日子可数了。

【编辑：赵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