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另类学者徐小虎
“你们快把心放空吧，这样在看画时，所有的细胞就会跟着发抖。”10月28日下午，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行的《被遗忘的真迹———吴镇书画重鉴》新书座谈会上，年近八旬的徐小虎一头银色的短发，披着蓝色袈裟，脚踩“回力”，围绕“重建中国绘画的历史”侃侃而谈，手舞足蹈。
徐小虎的祖父是北洋军阀皖系远威将军徐树铮，父亲是民国宪法先驱徐道邻。因为显赫的家世，她的童年也随着时代一起动荡，从幼儿园到初中，辗转于南京、罗马、重庆和天津。大学时期，进入以人文教育与艺术创意之名的美国班宁顿学院。或许是因为在班宁顿十多年的浸染，随后歪打误撞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并师从方闻进修中国艺术史的徐小虎，总是无法沿着学院的路数，安心“复制大师们的小传”，受收藏家王季迁(C .C .Wang)的点拨，结合日本在中国绘画研究的经验，她开始用“结构、形态与笔墨行为”结合的方法，对存世的吴镇书画进行重鉴，结果发现仅四幅为真迹，连台北故宫所藏的《墨竹谱》也是伪作。因为太过“颠覆”，1981年，关于吴镇的博士论文发表后，她也随之成了艺术史研究圈里无人敢碰的“烫手山芋”。尽管遭遇尴尬，但她仍不懈在力推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态度。
理论：结构分析基础上确定作品年代
记者：为何你特别强调中国书画的真伪及时代的问题?
徐小虎：许多学者的理由是，因为在当代学术上，真伪问题从来没能达成共识，因此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在这个课题上。我觉得，想要了解任何一位特定大师的作品，必须建立一套可靠的研究框架，借着它来辨识真迹。除了对“赝品的辨识”外，还要确认它们制作的时代。只有这样，艺术史学者才能将一直以来归在某某大师名下的所有作品，一一放回各自原属的时代与历史序列里。比如可以准确地指出：这是十六世纪画家对一件十五世纪作品的拙劣模仿，而那件十五世纪的作品，是假十四世纪大师之名、富有创造力的新作。艺术史是研究艺术本身，而不是复制大师们的小传。
记者：在你看来有些较“现代”的仿作，反而比你认为的真迹更能引发观者共鸣，更吃香是吗?
徐小虎：往往如此。比如我给学生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据传是吴镇的《墨竹谱》和经我鉴定是吴镇真迹的《竹石图》。左右一比较，大家都会选《墨竹谱》。为什么?因为它比较活泼热闹，而且笔墨比较轻、比较快，而这种笔墨是离我们较近的画法。所以我们喜欢的其实不是“老东西”，而是我们更认同的形态。
记者：所以你的观点是每个时代的画作有不同的结构，每个人的笔墨也不尽相同?这是不是受到你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导师方闻所推崇的“风格分析”的影响?
徐小虎：没错，我就是用的方老师教给我的方法。他总是强调，在结构分析的基础上，以时代风格的方法尽可能在合理的推论下，找出最接近作品创作的年代。我这本书是我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我寄到普林斯顿大学给方闻，我说“方老师你看，这篇论文就是用你的方法，我搬到台湾去做中国绘画研究，这是结果，我找出真迹了。”可他完全不理。方闻到处跟人说我是“troublem aker”(麻烦制造者)，所以他的学生，到台湾中研究院、台北故宫，表面上跟我很客气，但开学术会议一律不邀请我。但我想，真的欣赏我所做研究的人，应该是方闻自己。可是他用这个方法就会推翻很多他自己买的东西。
家世：爷爷与父亲的传奇
记者：你祖父是北洋军阀皖系将领徐树铮，他在你的印象中是什么样子?
徐小虎：我从小不听话，这一点我觉得跟祖父很像，他到日本去学武校，士农工商兵，他要从士。我其实没有资格讲爷爷的事儿，因为每次我问爸爸关于爷爷的事情，他眼睛就红了，伤心得不得了，这个人爱他爸爸爱得太深了。我只记得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在重庆歌乐山，我们拿着扇子坐在小凳子上，他跷着脚，就跟我讲爷爷的“传奇”——有一天呐，中国北面有个很大的省叫蒙古，要独立了。你爷爷没有带兵，只带了两个人去了蒙古。一位是他的笛师，一吹笛子爷爷就能唱昆曲，他擅长填词;另一位是他的徐州老妈子，因为她会做烙饼。所以我一直想吃烙饼。你爷爷就坐在一个小丘上，在一棵树下面插了面写有“徐”字的大旗。晚上月亮一出来，他就唱昆曲。第二天蒙古人就骑着马过来，看到你爷爷，以为是徐世昌总统自己来了。马上就俯首称臣，好好好，我们就回祖国吧。所以你爷爷一枪没打，一箭没射，就把蒙古收复了。这是我的家史(笑)。
我爷爷特别爱我爸爸。我父亲在日本出生，有个日本保姆带着他骑马的时候，我父亲从马上掉下来，保姆一把抓住孩子的腿，把他拉了上来。所以我父亲的腿走路一直有点瘸。于是我爷爷请老师到家里教书，因此我父亲五岁以前，四书五经都背完了，后来爷爷又请了很好的德国教授在家里教父亲德文。
记者：所以这也为你您父亲之后去德国留学打下很好的底子。
徐小虎：我爷爷出国做考察都会带上他，后来又送我爸爸去德国上学。所以爸爸德文好得不得了。我一直跟人讲我父亲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唐律，错了。他写的是宪法变迁。最近东京大学的松平德仁问我，你是不是跟徐道邻有关系?我说是(笑)。
【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