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学生跟侯华军说想考美院的研究生，因为觉得艺术很浪漫，很有创造力，侯华军就警告他们不要考，叫他们老老实实跟着院长学好希腊文和毛概，因为杜尚是完全残酷的，是一个西方文明的悲剧性结果。
他们的问对太深刻，我也不敢问个所以然，但是对于杜尚的残酷性，还是有同感的。
在签名机制出现以后，美术向来是人自我保存的绝佳途径，所谓的留取丹心照汗青，君子与教徒必须以自我牺牲的痛苦冒险才能换来的自我保存，艺术家则通过投入精力与天赋到作品中就能做到。在柏拉图的讨论中，“存在”是必须以“善”的光照亮的，而艺术作品中的“善”也将照亮作者自身的存在或永在。
艺术作品中的善与签名制使得艺术家的存在方式脱离了神学世界观下的灵魂论，古往今来，艺术家私下都是无神论者，但在启蒙运动之前，他们都选择与宗教或政治迷信合作。迷信之光可以照亮上帝，使上帝逼近其自我许诺的永恒，而这种光同样可以作为照亮艺术作品的光源。
科耶夫的历史终结论几乎精确地预言了冷战后西方世界文化与政治的局面，哈贝马斯卖力地重述现代性方案却显得无比苍白，其整个结构如此缺乏动力性的基础。柄谷行人前几个月还跑到北京卖萌，任何一个学黑格尔入门的本科生都能看出来，那个黑格尔、马克思、科耶夫一脉相承的奴隶争取主人承认的需求，被柄谷君连着节操一起扔掉了。
我跟一个清华学生分别当场向柄谷君吐了槽，我说你这个以互惠经济为基础的新结构在“精神现象学”层面上的生成动力是什么，黑、马、科都在讲奴隶争取承认的斗争，你用来替换的是(消费社会里末人们)对(廉价烂贱的)新意的爱欲吗?清华学生说柄谷你这个东西里压根没有历史性嘛，你这书也别叫《世界史的构造》了，叫《世界社会的构造》就行了。
科耶夫对这个黑格尔早预言过的趋势应该是抱着一个复杂的心情，施特劳斯则很不给面子地说你这个历史终结说白了就是尼采的“末人”嘛。现代性的历史终结处并没有提供“善”的光源，到来的是虚无，还是烂贱无耻的那种。
哲学-神学界怎么纠结这些问题，艺术家向来是不管的，艺术家有铁饭碗的。不讨论这些问题不是因为艺术家不够理性或不够聪明，而是因为表面上看起来哲学-神学家们的问题普遍性覆盖了艺术——上帝的普遍性、经济的普遍性、气的普遍性、个性的普遍性、佛法的普遍性、自由的普遍性、权力的普遍性、主体的普遍性、主奴关系的普遍性、历史的普遍性、存在的普遍性、政治的普遍性、性的普遍性......但实际上在艺术家看来，这些都是另一种可以合作或利用迷信。
杜尚在《下楼梯的裸女》时期，按部就班地做着历史上聪明艺术家都做的事情，那时整个所谓的“现代主义艺术”一片其乐融融，互相凭着意气撒娇卖萌，浪漫无比。要是这时候博雅学院的学弟学妹考美院，我觉得不仅没有问题，反而会比手艺活出身的艺术家更能开出厉害的东西。但是小便池一出来，整个艺术界是没得玩的，思想界的人掺乎进来，还是没得玩，不是因为隔行如隔山，而是因为哲学大腕们没有杜尚聪明，智力上的差距，是无法弥补的。
不管叫那种东西装置也好现成品也好，在家当票友试试可以，真要当作品做，就做一个死一个。做装置面临的并不是困难，要是困难你努力就行了，做装置面临的是不可能，你努力还是不可能。现在艺术家后辈跟搞美术史的没招了，就互相耳语说杜尚当年也是玩玩，都是巧合，被追溯出来的，小便池没有那么严重，一切都是幻觉……
装置的不可能不是因为什么神秘，而是因为复杂。放个小便池，签个名，拍个照，一点不复杂嘛!就材料物体与结构来说，真的一点不复杂，甚至做复杂了就不能构成装置，因为只有简单才能聚集能量在作品上，然后向外生成绵延不绝的意义。这有点像周易，生生不息。
本来装置这种西方艺术的特定结果其效力是局限在西方艺术内部的，但是很不幸，装置是用西方的世界普遍性迷信做光源的，于是以这种方式被照亮的装置同样压迫着其他文明的艺术。现在我们画国画的不好好画国画，要搞实验水墨，架上还不行，要水墨装置，一做就做的惨不忍睹，你说怎么破?
杜尚的决断导致了西方艺术的整体败坏，然后又通过西方用政治术与强力推动的世界普遍性迷信败坏其他文明的艺术。因为装置不可能，所以无法努力，无法努力就沉沦下去，跟着资本走，把作品当符号给人利用，任由艺术的内容被完全抽空。任由人的高贵性被完全抽空。传统艺术的由技进道再也无法被照亮，在普遍性迷信的光源下不可能把传统艺术与装置分成两个领域，即使分开也是作为对老弱病残的保护，这只不过是对一片漆黑中的传统艺术说：要相信，光是黑色的。
更为严峻的是，败坏通过现代性逻辑按部就班地传递给了音乐、舞蹈、电影、戏剧、诗歌各界。一位虞山派古琴传人一边跟我们聊约翰凯奇，一边说这代(她的学生)弹古琴的孩子是没有希望的。与中华文明同岁的古琴在来自杜尚的败坏下变成了莫名其妙的尴尬物，愚蠢地与同样愚蠢且败坏的摇滚乐、无调性、现代舞、实验噪音、三流装置、非主流油画、“艺术电影”搭配在一起，显出熊猫般的憨态可掬。
如果仅仅只有弹古琴的孩子是没希望的，那简直太好了，而西方的艺术教育是整个崩溃掉的。画画、雕塑、小提琴，老师教学生学，古往今来都是一个理;装置，你怎么教?又有谁有资格教?没法教，还觉得装置是当代艺术大势所趋必须跟着做，那这教育就等着纯粹虚无吧。这个虚无表现为打破艺术分科，学生自由选择工作室，这个月学素描，下个月学照相，作品好坏老师也说不清，为了表示自己也有门槛，定个淘汰率，把人家淘汰了都无法解释出一个合理的理由，最后毕业统一发一个“艺术类”的证。现代普遍性迷信的光源穿透了专业分科对每种技艺独特生长传承的保护，用毫无德性的自由观抹平所有受教育者的个性，让他们虚无地等待着变成被资本所利用的无内容符号，或吃社保的烂贱文艺票友。
政治的历史如果还有文明冲突这个命题可以继续的话，艺术史显然是终结了，终结于普遍性迷信下的黑暗。这下谁都无法保存了，美术史系书写出来的都是普遍均质的生意，没有一个是事件，一个把杨福东艾未未写进美术史教材的欧洲艺术界还有什么信誉可言?就算学生不看这样烂贱的教材，又如何回应杜尚?给卖个萌?
我必须尽量简单甚至粗暴地评价一下前辈们的工作。小便池以来，博伊斯和基弗对杜尚的回应如果只限定在一个封闭的德国精神内，无疑是有些成就的，因为他们非常敏感地把根须扎在德国大地里。但是如果德国精神是封闭的，他们就没必要回应杜尚，所以他们的这种扎根是心虚的、符号化的，跟被德国精英簇拥着的希特勒的事业一样，一个封闭的德国大地面对普遍性迷信光源时，并没有完整的信心，最终由于心虚而在价值根源上战败。约翰凯奇把魏晋时候中国人搞过的东西几乎原封不动又搞了一遍，如果他不把败坏风潮引到音乐界，他的零分零秒可能是好作品，但现在整个音乐界败坏了，根本没有一个振奋出诗意的能力，谭盾出来演四分三十三秒，还用古琴演，演完就演他谭某人自己的大杂烩，这不是耍猴吗?安迪沃霍尔其实只是毫无穿透力的模仿，低级的像个忧伤的文艺青年，还开了艺术世俗化商业化的败坏先例，是美国的国运和平均智商成就了他。YBA属于组团寻死，完全的庸俗且无聊，工党政府的工具而已，而且之前艺术体制再崩溃，好歹给学生一个自己沉思的时间，还有那么一丝出大家的希望，YBA把这个young当成个模式，全世界艺术学生连思考时间都没了，一毕业就“青年100”“未来300”，抓紧时间把自己符号化工具化，整个心理是变态的。都说黄永砯像杜尚，作品比杜尚还杜尚，而且一直讨论殖民主义，但是黄只关心杜尚物体构成形式上的诗学，艺术史问题、美术馆问题、制作与放置问题等等等等都看不见似的。谢德庆和其他重要行为艺术家都是朝圣的心态，认为在朝圣路上受苦就会成圣徒，从来就没有超越性，从来没有对生成场域的反思。徐冰、吕胜中、蔡国强跟德国人一样，想用技艺扎根进民族大地里，但是你扎根就别期待这个现代普遍性啊，给编个顺口溜吧——你说你是中国人，最后还要做装置，参加国际双年展，杜尚局长你科长。抛开“杜尚局长你科长”的事，吕胜中和蔡国强扎根的其实要比博伊斯和基弗实际，吕胜中的民间美术研究在学术上是成功的，他自己不是一个匠人传统的职业艺术家，而是一个有研究能力的文化人，同时又超出文化人的范式，掌握着具体技艺，问题是整个现代学术系统也是西方现代普遍性迷信的重灾区，吕在两头都无法完全突围，只能先打游击;蔡国强早期讨好西方的装置说白了毫无意义，后期两条线，一是对美术系统各层次——策展、美术馆、制作、收藏——提出了本体论追问，二是作为奇观制造者参与各种政府活动，一方面他对西方的普遍性迷信光源是有质疑的，虽然是极不彻底的撒娇，另一方面他对中国文明的中心性哪怕政治现实抱着一个充满信心的态度，这个从“国际”的“返回”是算有点决断性的。我认为今天看来，顾德新对杜尚的回应算最成功最有穿透力的，能穿透到西方普遍性迷信的根源里去，杜尚是完全清楚为什么此时此地我在这里做这个的，顾德新最后也知道了，其他人不知道，没有反省，以为艺术是语言，是表达手段，“我要通过装置形式表达我的观点”，那就完蛋了。
现在还比较早，重新解释顾德新的时机没有完全到，但是在临近。顾德新的回应虽然深刻有力，但是仍然不能作为对杜尚残酷性的解决，不能作为对艺术败坏趋势的解决，更不能证伪艺术史的终结。上次跟人讨论辩证法历史终结论与周易的生生不息矛盾，现在看看否卦就明白了，阴阳不交万物不生，君臣高低之间被小人阻隔，所谓的大往小来——巨人们逝去，侏儒们涌来。
在一个高低之间被阻隔的时代，你根本不可能通过努力获得结果，只能要么改变时代，要么等待偶然性使时代自身变化。现在这个普遍性迷信的光源在上空，遮蔽住你艺术质量上升的出路，遮蔽住你自我保存的可能，你老老实实画也不行，想点子突变也不行，不相信这个事实也不行;要把艺术当爱好或当职业却怎么都行，如果你够蠢，你完全可以认为这就是自由，这就是自由选择的权利。
中国现在很容易出思想家，基础工作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了，但是做艺术，还没有一个重新振奋的时机，我保证你一做就虚无，一做就败坏，哪怕你熟读施特劳斯。如果你足够聪明，最多会有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方案，效果肯定不够好，自我保存也悬，但至少在天命面前摆正了态度。这是悲剧性的。
亚克巴赞这本倾毕生心血的大书中有一章叫“从《浮士德》第一部到《下楼梯的裸女》第二号”，要说悲哀与忧思，还是这些西方文化的最后见证人们更强烈，我不过是“为赋新词强说愁”。
【编辑：赵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