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至右分别是：Ken Johnson，Ben Davis，Mira Schor与Kareem Estefan。
来自《Creative Time Reports》的Kareem Estefan简短地谈论了他在NPR的经历：在NPR，员工的工作兴趣不得不与围绕某一特定主题的传闻、谣言相吻合。Kareem Estefan还暗示对激进主义的描写也许会被归为充满了审美问题的孤立的世界，因而对政治艺术的效力造成伤害。
《Village Voice》的评论家Christian Viveros-Faune在回到写评论文章的报酬较少这个方面前观察到了这场座谈会似乎是以将评论家看作是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想法为中心进行的——这允许了“选取一个主题，然后尽可能多地通过艺术家或是艺术作品这个镜头对其进行讨论”。他同时还认为“当理论瓦解为论述的主要模型时，这就给了像我们这样的人一次去讨论的机会”。最后他推论人们读评论文章并不是为了自己能够判断，而是为了自己对艺术的洞察力。
再回到政治的问题上来，Ken Johnson称自己刚看过一场关于上世纪60和70年代的黑人艺术家的展览，展览的关注焦点在于团结和身份。他将对团结一致的需求与占领运动当前的“召唤”做了对比，然而却发现这对那些渴望从这一团体中获得自治权的评论家来说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位置。Ken Johnson认为团结运动实际上会限制你所能表达的东西。这与Martha Schwendener同时是Arts and Labor及Occupy Museums里活跃的成员这一事实有些不一致，不过Ken Johnson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Paddy Johnson表达了她对自己与苏富比的艺术品搬运工们的合作的效力缺失感到遗憾——他们致力于为罢工的工人创造更积极的结果；但最终她的报道和请愿书并没能提高拍卖行里那些加入了工会的工人的长期福利。艺术品搬运工们签下的合同只能保障他们现有的工作，而不聘请新的工会只能逐步淘汰所有的工会人员。
Martha Schwendener尝试通过“有利于我们的一面是？”这个问题来将讨论带回到评论家们所处的经济环境上。Mira Schor则回应说以无赞助的身份写作也许可以保障自由，而她在《赫芬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也同样没有收到报酬。她对也许可以被称为是“积极性经济（economy of enthusiasm）”的剥削性质感到疑惑。Ben Davis则反击称艺术评论家的工作可以允许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自己的工作状态。
来自观众的第一个问题则回到了评论的技巧上：一位教授将其与性行为做了比较，“每个人都会做，但没有人准确地知道你究竟是怎么做的。”Martha Schwendener回到说：“就是不停地写、写、写。”这让我联想到了Jerry Saltz给艺术家提的一个建议：“你不能通过一个问题来思考你的方式；正如John Cage所说的那样：‘工作来源于工作。’”Martha Schwendener继续将写作描述为一种实践，并指明法国作家和批评家Diderot出于“艺术评论是一种未经审查的、可以发表政治性论述的形式”这一原因而对其进行了实践。她对年轻评论家的忠告则是“努力地去实践”。
第二位观众质疑了先锋派“非凡的天才”这一“神话”，另外他还想知道艺术评论“糟糕的局面”是否可以归因于“集体性艺术创作”的缺乏。Christian Viveros-Faune否定了这个想法，他说：“艺术评论局面糟糕的真正原因是其与读者、与大体上的文化的分离。”然后发问者追问到：“你的读者是？”Christian Viveros-Faune则回答说：“任何足够聪明到能对艺术感兴趣的人。”接下来出现了其它关于观众与读者的讨论，Paddy Johnson评论说由于网络上处于合适位置的博客的质量，“艺术的‘书呆子’们如今可以有许多选择”，这也许能解释艺术评论的每况愈下。
接着有观众询问了关于工会或者说是联盟对评论家来说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Mira Schor回答说自己从来没有加入过某个工会，这部分是由于担心某种苏维埃风格的控制。这个回答引发了Arts and Labor成员的争论，他们大声地喊着“为什么？！”这大概就是体现了这场座谈会组织者与参与者的分歧的时刻之一。Mira Schor反问既然评论家这个行业缺乏资金，那么他们组织成工会又能做什么？Kareem Estefan表示自己对Mira Schor的答案感到惊讶，并且设想了几种工会也许能够支持评论家发展的方式。Martha Schwendener也对Kareem Estefan表示赞同，而某些评论家则称自己已经是相关专业协会的成员了。Ken Johnson则表示自己之所以热爱评论是因为“它们充满了各种想法，尽管也许不能给出必要的答案。”
Arts and Labor的成员Blithe Riley则想知道“我们怎样才能真正谈论集体行动？”这是因为她从占领运动中得知“集体行动是一种政治姿态”。最后她还想知道“我们怎样才能使情况进一步政治化？”对此，Mira Schor回答说评论性的社群和团结似乎只是暂时的。她称团结的群体会在他们完成了一件事或者发表了哪怕一篇文章时就认为这是一种成功了——这是由维持一个集体的难度系数决定的。Ken Johnson则提到了围绕某一特定身份的团结——比如说黑人——形成的展览，这样的概念会让他变得更加仔细，而且不太愿意去批判“那种艺术的道德正义”。他还认为团结运动和行动主义似乎“就是为了抵制批判而设计的”。他的观点引起了某位观众的强烈回应，后者认为女权主义和占领运动需要真正的批评，而且类似的运动也应该足够强力去接受批评。
观众的第四个问题又将讨论带回到了自主权上：“你们能自己选择主题吗？能为自己顶下计划吗？”Christian Viveros-Faune表示在《Village Voice》，他可以为自己拟定计划，但他会选择那些他认为对自己的大部分读者来说很重要的博物馆或是大型画廊的展览进行评论；而在《The Art Newspaper》情况却截然不同。Ben Davis则表示：“越是商业化的出版物你能控制的东西就越少”。他之后的观点则又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回应：他不喜欢“艺术工作者”这个词语，他认为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伪类别，同时也是一个错误的庇护体。他称艺术的改良需要“从物质实体开始，而不是某些朦胧的想法”。他还称在过去5年中，博物馆观众几乎是“80%的白人与5%（甚至更少）的黑人”。而参加这个座谈会的人也基本上都是白人。观众在性别和种族方面的差异倒没有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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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文凌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