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好几年前的一件事。一天早上，我刚到办公室就有人跟了进来，说有一幅画希望我能帮着鉴定一下，说着他拿出了一幅画。打开画，不用多看便知这是一幅仿黄永玉先生作品的伪作，我告诉了他我的看法。客人接着又从包里掏出了一本刊物，说这幅画是在这本刊物中出版过的，应该是真迹。我接过一看，这是一本1978年出版的《美术》月刊，翻开里面的插图页，果然有刚看的这幅作品。我就又把画打开仔细看了看，伪作无疑。我对照作品给他讲了我认为是伪作的原因，客人有些不情愿地走了。客人走后，我心里也犯起了嘀咕：这分明是一张假画，可怎么会刊登在权威刊物上呢?要知道，《美术》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几本艺术类专业期刊之一，在当时刊登的都是著名画家的代表作品，影响非常大。前思后想不得其解，我便叫同事到图书馆去把那一期《美术》杂志借回来再研究一下。因为这是一本多年前的老刊物，费了很多周折才把杂志借来。我打开杂志，翻遍全刊也没能找到那幅画。其它内容与客人拿来的那本完全一样，只是中间没有刊登那张画的那一页。我恍然大悟：原来，不仅那幅画是伪作，那本《美术》杂志也是一本伪刊。
这是几年前我第一次接触到艺术品的作伪出版物，当时对我触动很大，通过这件事我了解到艺术品作伪的一个新动向。最近几年这种作伪手段已经司空见惯了，如果你到各地古玩市场去看高仿书画作品，销售者都会主动向你推荐带有出版物的伪作。现在书画方面的作伪出版物可谓五花八门，有的整本是假画，也有的是在真画中掺进几张假画;既有艺术家的专著大画集，也有专业杂志期刊，总之，种类繁多，作伪者们挖空心思。
为什么作伪者在造假画的同时又给配上一本伪书呢?这完全是缘于人们对书画著录的追捧。
近几年，在市场上凡是被著录过的书画作品都受到了藏家的重视，价格也往往比同类作品高出许多。大家在新闻中偶尔能看到的接连创造天价的古代书画作品，基本上都是在清皇室所编的《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中有记载的，而近现代和当代书画作品中凡是有过权威著录的，也都价格不菲。有一个事例，特别能说明著录对作品价格的影响：2010年春天，一位开画廊的朋友藏着一幅白石老人92岁时画的《红梅喜鹊》，欲出售，当时他要的价格是150万。这幅画在他的画廊挂了几个月也没卖出，原因是大家都觉得价格太高，甚至还有人说三道四认为这幅画有问题。后来，这位朋友无意中在一本1957年出版的《北京中国画院书画展画集》中发现了这幅画，他便将这幅画送到了拍卖公司上拍，在拍卖图录中明确注明了1957年出版的情况，结果，卖了352.8万元。可见权威著录对作品价格的影响。
就在不久前，也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情。我的一位朋友从德国拍回了一幅李可染先生的山水画，画得很精彩，但价格不高，原因是因为这幅画只有印章而没有李可染先生的落款。朋友把画带回北京后便委托我帮他出售，我先后推荐给了几位朋友，他们都认为画没落款一方面说明画不完整，另一方面也难以判断画是真迹。他们说的这两点都很在理：中国画讲究诗、书、画、印样样精彩，同时画家的落款书法也是鉴定作品的重要依据。这幅画没人要就在我办公室挂着。有一天，我忽然觉得这幅画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赶紧把我收藏的李可染画集找了出来，很快就找到了出版过这幅画的画集——这是一本1963年捷克斯洛伐克出版的当年李可染去捷克展览的作品集。在这本作品集中还有好几张同样没有落款的画作，想必是当时刚刚画完未等落款便拿到捷克参展去了。我把这消息告诉了朋友，他大喜过望，时间不长，这幅画便以比原来高很多的价格卖出去了。
为什么大家这样追捧有著录的作品?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著录能从文献的角度证明作品是真迹，收藏家心里比较踏实。你比如说四川的一位朋友在2012年春拍时，想买一件齐白石老人的画，最后他把目标锁定在了一幅老人画的《海棠》上，他之所以选这幅画的原因就是这幅画曾在1957年老人去世后，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齐白石遗作展览会纪念册》一书中著录过。大家都知道仿白石老人的伪作非常多，作品鉴定的难度也非常大，如果有了1957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记录，那这幅画是伪作的可能性就很小，他选这幅画就是为了买个心里踏实。当然，有这种心理的人不在少数，最后，他花了471.5万元，才将这幅作品拍下，远远高出其他作品。
大家追捧著录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以前著录过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画家的精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中国新闻出版业完全由国家掌控，技术也比较落后，画家出作品集是相当困难的事，大多数非常有名气的大画家一生也没出过一本像样的作品集。最近这些年，我代表文化部主持编纂《20世纪美术作品国家档案》，为上世纪美术大师们整理出版作品集，许多大师家属都从心里由衷感谢国家。在已经出版的图书发布会上，李苦禅大师的儿子李燕、庞薰琹大师的儿子庞均，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说这是他们父亲出版过的最好的作品集。可见，连李苦禅、庞薰琹这样的大师尚且如此，其他知名度低的艺术家就更难了。过去，不仅出作品集对艺术家们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非常困难，哪怕就在专业刊物上发表一幅画也不容易，艺术家们也会格外重视，选了又选，发表的都是能代表其艺术水准的精品佳作。所以说，1990年代以前的出版物不仅可信度非常高，而且刊登的都是精品。
自从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国新闻出版业逐渐开放，艺术家出书变得相对容易了，特别是最近这几年，有些出版社为了牟取利益，将书号卖给了个人，这也直接造成了美术出版的混乱。有些过去非常值得信任的权威出版社的图书刊物里也掺进了假画，这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引起注意，不要以为出版社出的就一定是真迹。
我曾经遇到这样一件事：在杭州举行的一场拍卖会上有一幅潘天寿先生的《荷花》，因为我没到现场，只能在网上观看拍品。凭我的经验，在网上看不清细节，只能看个大概，与原作差距很大，因此仅凭网上的图片是万万不能买画的，一定要到现场去看原作。但这幅画却让我动了心，原因就是在这幅画下面明确标注了此画曾经在某著名出版社出版的《潘天寿》一书中刊登过。这本《潘天寿》我自己就有一本，很熟悉，并且编著者潘天寿纪念馆的馆长卢炘老师是我们非常尊敬的一位研究潘天寿的学者。我赶紧把《潘天寿》这本书找出来，找到了书上刊登的这幅画。与网上的图片对照，完全一致。因为有权威出版物出版，这也就更加坚定了我想买这画的想法。但是，因为毕竟没有到现场看画，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我就给卢炘老师拨通了电话，向他咨询这幅画的来源和他对这幅画的看法。我告诉了卢老师画在书中的页码。过一会儿卢老师把电话打了过来，他说：他编这本书时根本就没有这幅画，一定是最后出版时编辑给加进去的，他对这幅画完全不知情。现在美术出版情况非常复杂，有时出版社不仅要照顾到出资方的利益，而且有些人情稿也推脱不掉，所以，不能一味地迷信出版著录，即便是好的出版社也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因为目前对作品著录的重视，还带动了老版艺术类图书的火爆。目前，三册一套的1953年出版的《齐白石画集》已经卖到了将近5万元。其他大画家的老版画集也都在一万至几万元之间。刚才我提到那本捷克斯洛伐克1953年出版的《李可染画集》也是我花了将近四千元买到的。最近，我买了一本1993年新加坡出版的《周思聪水墨画集》，也花了3500元。许多有经验的收藏家还花费很大精力建立艺术家的出版著录档案，以便对历史出版著录情况查询。这项工作虽说投资不菲，但只要能查到一幅作品的著录，所有的投资也就都回来了。
其实，著录作品的被追捧，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书画界鉴定水平的低下，人们无所适从，只得依靠文献的记载去证明作品的真伪。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收藏投资也当然要顺应潮流，要重视作品的著录出版。在相同的情况下，要把权威出版著录过的作品做为收藏投资的首选。但是，对于出版著录也不能一味地迷信，要知道，前辈艺术家的作品著录过的毕竟是少数，他们的许多好作品也都不曾出版过，看作品的好坏才是关键。
【编辑：赵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