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超级经销商拉里·高古轩的努力 Pt.3 2013-01-28 09:15:23 来源:Vulture 作者:Eric Konigsberg(陈颖编译)
在过去的两年里,两位重要的收藏家对拉里·高古轩提起了诉讼,控诉他通过违反了惯例的交易来牟取暴利。其中一位是亿万富翁Ronald Perelman,另一位控诉者是94岁的收藏家Jan Cowles。

Ronald Perelman与拉里·高古轩

Ronald Perelman与拉里·高古轩

在过去的两年里,两位重要的收藏家对拉里·高古轩提起了诉讼,控诉他通过违反了惯例的交易来牟取暴利。其中一位是亿万富翁Ronald Perelman,他控诉拉里·高古轩为杰夫·昆斯(Jeff Koons)尚未完成的雕塑作品“Popeye”附加的“秘密合同规定”——这些条款让Ronald Perelman感觉难以转售这件作品(当然这只是其控诉的一部分)。他的诉讼充分利用了他与拉里·高古轩数十年来的“亲密关系”,以及他们作为合作伙伴共同投资了在东汉普顿的Blue Parrot餐厅这一情况。“他们曾到对方的家里做客,经常一起吃饭或是喝酒,也出席过同样的社交活动,”诉状上如是写着,然后谴责拉里·高古轩“滥用了他受信任的地位”。

另一位控诉者是94岁的收藏家Jan Cowles,他陷入了两起与拉里·高古轩的法律纠纷中。第一起,拉里·高古轩售出了一幅Jan Cowles原本挂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之中的藏品,原因是她明显手头拮据的儿子Charles声称自己拥有出售这件作品的权力——即使高古轩画廊的一名经理作证,他相信当时那幅画作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有的,直到后来Cowles说服了他;后来购买了这件作品的买家不得不把它退还给Jan Cowles。现在,Jan Cowles又因一场类似的交易起诉了拉里·高古轩,这里涉及到的则是罗伊·李奇登斯坦(Roy Lichtenstein)的作品。

拉里·高古轩的地位在过去25年里急速上升,伴随着现代华尔街的发展,很显然他们共享了一系列哲学的双螺旋结构以及对冲基金的投资方式。理念大致就是尽可能少地留下机会,给自己选择的资产赋予价值。拍卖行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机制,它们不仅是出售作品,同时也是“出售”艺术品已经确立且能够维持的价值。高古轩画廊最大的客户中有许多都是高级金融、货币管理以及全球大型零售界里可以自己做主的巨头——例如Leon Black、Victor Pinchuk、Eli Broad,特别是对冲基金之王Steve Cohen——而这是有道理的。无论他们诚实信用赞助到哪一种文化里,这些人都不会允许自己对艺术品的购买演变成一次糟糕的投资。这是另一个可以投机——并且掌控的市场。

Steve Cohen有时扮演着拉里·高古轩的银行的角色。据报道在2007年拉里·高古轩做中间人的一次交易中,Steve Cohen为安迪·沃霍尔给玛丽莲·梦露做的蓝绿色肖像画支付了8000万美元。2008年,拉里·高古轩花2亿美元从收藏家Ileana Sonnabend那里买进了10幅安迪·沃霍尔的作品,而Steve Cohen则被认为是这背后两大赞助人的其中一位。后来拉里·高古轩一直在为出售这些作品做努力——2010年时他在阿布达比酋长国展出了其中几件,不过收效甚微。与此同时,Steve Cohen在过去一年里的收藏速度也减缓了——他被卷入了自己之前的员工Mathew Martoma从事内幕交易的诉讼中。

拉里·高古轩今年已经67岁了。他在2011年时买下了之前的Harkness Mansion——位于东75号街上的一座巨大的联排别墅;他同时还拥有位于东汉普顿的Toad Hall(之前由Charles Gwathmey为Francois de Menil设计)。拉里·高古轩在南加州长大,他的父亲是一名会计,母亲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电影演员。他1969年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然后在唱片店、书店、超市里打过工,后来还在William Morris Agency做过Michael Ovitz的秘书。70年代中时,他又开始在Westwood的一条人行道上售卖海报。“我没有假设过这将导致我走上艺术经销商的道路,”拉里·高古轩在他10月份的证词里写道。“我真的没有考虑过这些——如果你看到过那些海报,你不会把它们看作是艺术。”

拉里·高古轩经常说他最早的商业成就是实现了收益增多了他为提前装配海报付出的时间。不久之后他便离开了西海岸,来到切尔西区开了一间画廊。1980年的一场交易打开了高古轩画廊的崛起——但它甚至都不在这场交易之中。佩斯画廊的创始人Arne Glimcher以中间人的身份安排了贾斯培·约翰斯(Jasper Johns)与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的交易,交易作品是“Three Flags”大幅绘画,成交价为100万美元,这在当时打破了在世艺术家的作品成交价格纪录,理所当然地登上了《Times》的头版报道。这幅作品的所有者——Burton与Emily Tremaine是在1959年时从Leo Castelli手中买下它的,当时的价格为900美元。认识他们的经销商回忆说Leo Castelli考虑了Arne Glimcher的策略,并且说服了Tremaine夫妇把这件作品卖给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为什么他们没有把作品卖回给Leo Castelli让他去出售?这是一个新的市场的开始,许多经销商都开始转售Leo Castelli代理的艺术家。随后拉里·高古轩出现在这里,并且开始与Leo Castelli合作(Leo Castelli也很高兴有人能帮他抵挡对手的“攻击”)。很快,拉里·高古轩就以帮助Si Newhouse获得了贾斯培·约翰斯(Jasper Johns)的“False Start”(1700万美元)与蒙德里安的“Victory Boogie-Woogie”(据传是1100万美元)而出现在了新闻报道中。

从1979年拉里·高古轩到达纽约以来,他就一直在向Leo Castelli献殷勤,他变成了一名助手——有一段时间他们甚至还共享了一间位于Thompson Street的画廊——但事实上他还是带来了某些新鲜的东西。“Castelli模式”是得到最优秀的年轻艺术家,在不过高、过快地哄抬其作品价格的前提下帮助他们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高古轩模式”则是逐渐抬升他们的作品价格,鼓励他们尽可能多地创作作品(伴随着蓬勃发展的全球经济下,大规模涌入市场的风险不会太大;而新的赞助者从俄罗斯寡头和卡塔尔王室中涌现出来,他们就像是热衷于收藏的野兽、急需被满足),让艺术家、收藏家等远离他的竞争——“创造一个市场”,这出自于某个同时认识拉里·高古轩与Leo Castelli的人的口中;他还补充说:“Leo Castelli在如今这个时代恐怕难以获得他之前的成就——金钱太过诱人了——而拉里·高古轩在Leo Castelli那个时代也不会获得他现在所有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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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文凌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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