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ficial Welcome”
Dena Beard：我曾经和两位艺术家一起观看过你的表演，其中一位也是做行为艺术的，另一位则主要处理声音和口头语言。于是他们中一个只关注表演的品质，另一个则只关注语言。我对Rosalind Krauss（译者注：美国艺术评论家、理论家）的同义重复感到失望，对一种多以行为为基础而不那么讽刺的语言感兴趣——我们可以用这种语言来讨论艺术，它带有相似的辩证观点。但结果是，我既在行为艺术里投入了许多，同时也在语言的理念里投入了许多。
事后我们谈起观看的那场表演时，做行为艺术的那位艺术家对表演中的讽刺感到失望。而重新研磨了你的表演的东西正是你脱去自己的衣服；那个时候它才演变成了一次真正的否定，但同时也是对另一种可能性的包容。语言在那个时刻破裂了，同样破裂的还有观众将自己与表演联系到一起的可能性。与观众的联系从分离转变成了参与。而语言本身在表演过程中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你对此是怎样看待的？你的表演从2001年到现在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安德烈·弗雷泽（Andrea Fraser）：表演中有的部分是我想要重写而无法重写的。也有一些部分是我一直都不太满意的，但要改变它就意味着要回到初始的信息资料——因为我不是仅仅重写它而已。因此语言是没有变化的。
Patricia Maloney：在打造这些姿态、打造这些作为研究过程一部分的角色时，我想要知道感情移入在什么时候开始对每一种姿态起作用，尤其是那些艺术家可能处于的矛盾的姿态？
安德烈·弗雷泽（Andrea Fraser）：我之前有一次在表演“Official Welcome”时，下面的观众说，“噢，这是一种如此伟大的焦土策略（scorched earth）！”有一个带有戏剧背景的观众则评价说，“你是一个非常好的表演者，但是你在一个完全关于移情、事实上却又丝毫没有移情的表演环境中进行表演。”不管怎样，这也是人们对我的表演的感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Official Welcome”是为数不多的我还在继续表演的作品之一，这部分是因为它在情境上是特定的——而不是场域特定。当然它也在改变，因为艺术界在发生改变，但同样也因为我的立场正在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它与识别和合理化尤其相关。最初我在编写“剧本”时，我不是太注重它是否合理，但是现在我非常看中这一点。就我自己与识别的关系而言（我的许多作品都是关于这一点的），我现在的立场与我在2001年的立场发生了变化。这就意味着我现在的表演和之前的表演是不同的。但是从许多方面来看，当时大部分的立场都还存在；而且在表演中组织或是表现了这些立场的语言也依然是完全相关的。
从“Official Welcome”开始，我就一直在尝试超越一系列感觉像是继承而来——但同时也参与并且发展过的策略，它们在80年代时界定了许多我们认为是至关重要的艺术实践的东西。很少有我们认为重要的艺术实践不是通过借用、伸延、再构造、替换或疏远的策略发挥作用的。尤其是在过去的数年中，我开始意识到这些策略并不是解决方式的一部分，反而通常是问题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通过这些策略，我们在艺术领域内通常会以疏远实际上非常直接和物质化的东西为结局，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中实现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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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文凌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