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一天，《江苏画刊》的执行主编李建国打电话给我，说：“你的《走向市场》发表在《画刊》之后，我们接到很多读者来信，他们都说这篇文章的作者一定是疯了，他怎么敢说让艺术走向市场!需不需要把那些信寄给你读一读?”那是一个刚刚从严酷的政治空气略微缓过来的时候，我正在与广州的几个学术同仁黄专、杨小彦、邵宏以及在深圳画院的严善錞筹备“广州双年展”。这篇文章是我配合“广双”而写的，目的是通过当时在美术界具有影响力的媒体《江苏画刊》宣传一个涉及前卫或者现代艺术发展的新的策略：通过市场交换与流通，来为条件极为恶劣的艺术家的工作提供可能性。
那个年月的真实情况是，轰轰烈烈的“八五美术运动”早就结束了，在1989年6月之后，前卫艺术或者现代艺术几乎没有任何展览机会，部分现代艺术家已经失去了稳定的工作与经济来源，而那些在学校、出版社、电影公司或者其他机构单位工作的现代艺术家每月即便能够领取工资，也完全不能够支撑他们有效地从事艺术创作。重要的是，没有任何社会力量和资源可以为他们的展览提供支持。从1989年6月到1991年，在全中国范围内，涉及现代艺术的展览屈指可数。在“八五美术运动”非常活跃的批评家、艺术家例如高名潞、费大为、徐冰、黄永砯等等陆续离开国内，到了美国或者法国，那时，艺术界的人们相信，在西方国家是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国内的批评家和艺术家不同程度地显得无所适从。如果可能，他们有时会聚集在一起，讨论未来该如何是好。显然，官方不可能再为现代艺术提供机会了，之前的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应该是现代主义在上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一次狂欢。很快，艺术家们就感受到了现实生活的严酷性与艰难。
1990年，我与湖南美术出版社的同仁商量该如何坚持对新艺术的宣传与推动。当时讨论到了之前以书代刊的《画家》杂志停刊，是因为其中的内容较为有政治上的敏感性，所以，这份杂志难以再生。可是，我建议，我们是否可以创办一个不涉及意识形态争论的杂志，例如“艺术市场”，这样的杂志可以介绍西方艺术市场的情况，调动国内有钱的人关注艺术本身的商业价值。通过我们对艺术家和艺术的选择，来策略性地继续推动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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