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如果你随便问一个中国人知道油画吗？大抵的回答是："噢，知道，就是 《开国大典》啊！"1953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刊登油画《开国大典》，这幅画被大批出版后又被印制为年画发售，并进入中小学课本。
然而几乎是从画作诞生起，在二十多年时间里，画布上的人物就几经删除和添加，油画本身则被再度复制和修改。这些修改折射出共和国几十年的政治风云。《开国大典》不仅定格了1949年10月的那一天，更记录了一段中国人无法回避的历史。
2011年7月，改扩建后的国家博物馆中厅，出现了两幅《开国大典》油画，其中一幅是"文革"后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细心的人们会发现，两幅画上人物是不同的，名画背后隐藏的故事又一次让人久久回味。
突破资料限制大胆构图
1951年初，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始筹备建党30周年绘画展览。经过几个月征集，画家们为这次展览拿出了近百件绘画作品，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当时博物馆的负责人说："作为国家级博物馆所收藏的有关党史的绘画作品，没有一件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力作显然是不合适的。"
1952年，革博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批表现新中国的油画，其中巨幅油画《开国大典》的创作任务交给了37岁的青年画家、知名教授董希文。
董希文，浙江绍兴人，专业美术院校出身，曾在敦煌临摹壁画三年。1949年初北平解放，董希文创作了水粉画《北平入城式》，他也曾亲眼目睹了开国大典的盛况。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上，他还受任为毛泽东、朱德画像。绘制开国大典上的领导人群像，董希文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当时，董希文正带着学生们在京郊石景山发电厂深入生活，边写生边劳动。他受召回京，立刻投入创作，然而他发现所有照片和影像资料画面中，领导人和群众都没有出现在一起。在他的想象中，《开国大典》应该是新中国开国领导与广场群众同在一个画面的场景，于是他决定作一个大胆的尝试。
董希文在一张明信片大小的纸上画了一个草图，画面左边是众多国家领导人，右面则为布满鲜花的广场，这样左实右虚的布局按一般构图规律来看是有失平衡的，却加大了领导人与广场群众一近一远、一少一多的对比效果。
“这幅草图试图把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场面和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联系在一起，我认为不这样不足以表现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事件的宏伟气概……”董希文在给著名油画家艾中信的信中这样说。徐悲鸿、艾中信、江丰、吴作人、罗工柳等名家对这幅作品的构图很是赞赏。
董希文还在草图中大胆地将原本应该在毛泽东右前侧的一个大红柱子抽掉了，广场顿显阔大，为整个画面增添了不小的气势。建筑大师梁思成看后，称赞说："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
画作将毛泽东加高一寸
为了集中精力创作，董希文在北京西总布胡同租了一个“创作室”。对于这个“创作室”，董希文的学生、著名女油画家庞涛是这样描述的：“那是一个狭窄的长条形楼房，楼下是卖酱油杂货的铺面。房间狭长得令人难以想象，面对2米多宽、4米多长的画布，后退的进深仅有2米左右，后背紧贴墙壁，视域也不能将画面尽收眼底，我们都十分惊奇，董先生是怎样在如此糟糕的环境中完成这幅大画的。”
为了节省时间，董希文常在画室的椅子上过夜。由于房间太小，画幅上接房顶，下贴地板，作画时他一会儿爬上房顶，一会儿躺在地上。女儿董一沙说：“《开国大典》动笔以后，父亲常常是没日没夜地画。那时，他抽烟抽得很多，没半天工夫，烟灰缸就满满的了。在他画得入神的时候，喊他吃饭，都听不见。”
董希文将西方油画和敦煌壁画的技巧结合起来，创造了中国风格油画的先河。《开国大典》选择了从天安门城楼向南看的角度，使得天安门广场和大片碧蓝的天空展现在观众面前。庞涛曾提到，在处理地毯时，董希文在油画色中加进了少量的沙子，恰到好处地表现出物体的质感。
当《开国大典》已完成七、八成时，董希文的老友、著名油画家艾中信等人去他的画室参观。讨论中他们发现，原本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由于站立的位置居中靠前，在画面上显得不够高。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的形象不应受立足点造成的透视缩小的限制，有必要加高几分。虽然加高不到一寸，但工程不小，为了使画面不留痕迹，董希文用稀料谨慎地把原画部分洗去，重新画了一遍。
从开始创作到局部修改完毕，董希文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长4米、宽2.3米的巨型油画《开国大典》便创作完成了。画面上，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的中央，正在麦克风前庄严地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背后站着各界代表，画面中第一排领导人全是国家副主席，从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开国大典》大胆地运用碧蓝、大红、金黄组成基调，用蓝、棕、绿调和，天空画得干净利落，偌大一片面积都是一次涂好的。开国大典当日是个阴天，上午还下过雨，但董希文采用了“风和日丽”、“富丽堂皇”的效果来处理，从而传达“庄严而热烈的场面”。
1953年4月，中南海怀仁堂里布置了一场特殊的展览，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参观董希文的这幅《开国大典》，也见到了这位了不起的年轻画家。几位国家领导人看到这幅画时都很兴奋。毛泽东还利用接见的间隔，两次返回休息厅，仔细观看画展，并且称赞：“是大国，是中国。”他自豪地说：“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了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这幅《开国大典》被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然而仅仅三年后，就发生了“高饶事件”。作为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委员的高岗于1954年初被撤销职务，8月自杀身亡，1955年3月被开除党籍。革博随即要求董希文修改《开国大典》，将位于画面上第一排边上的的高岗抹掉。为了不使画面损坏，董希文在其他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删掉了高岗的画像。
这次改动对于整个画面来说并没有太大损害。董希文后来曾说：“这幅画在构图时，高岗就有挤在边上的局促之感，去掉他对构图倒有好处。”这一版的《开国大典》, 在1959年建国10周年之际，不仅被陈列在新建成的中国革命博物馆里，而且被雕刻成纪念邮票，广为流传。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当时毛泽东提倡用中国画画革命题材，董希文并不赞成，因为他是《开国大典》的作者，免遭被打成“右派”的厄运，但被罚以“留党察看两年”的严厉处分。他后来还为革命历史博物馆画过长征、红军过草地，但都被认为调子灰暗，没有展出。
删掉刘少奇，补全董必武
《开国大典》中人物众多，并不能一一完全展现，画面上的董必武只有小半张脸。早在1953年怀仁堂画展上，领袖们就曾开玩笑说，董老，画家只要一笔，就可以把您勾掉。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时隔19年后，董必武的形象不仅没有被抹掉，反而被描绘完整，说起来，这得“感谢”刘少奇。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董希文也遭到打击，并被下放干校。
1972年，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而筹办纪念美术展。革命博物馆把董希文从干校调回北京，通知他在《开国大典》上去掉刘少奇。有人对董希文说，如果你这幅画想挂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就得把刘少奇改掉，否则就永远挂不上了。
此时董希文已经身患癌症晚期，手术后虽然情况尚好，但体力衰弱。这个修改工程很复杂，因为不是简单地去掉一个人，而且要另外补上一个人，还要牵动旁边的人。女儿董一沙回忆当时情形时说：“当时父亲病痛难捱，但他心灵的痛楚则更为剧烈。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哥哥要替他去改，他坚决不同意……”
董希文在儿子的陪伴下抱病来到博物馆，让儿子当“拐杖”撑着他作画。他首先将一块与刘少奇形象一样大小的布覆盖在画布上，然后涂上稀料，这样可以控制稀料外渗，尽量不去溶解破坏周边的画面，然后将刘少奇从画布上刮去，重新做过底子后，在刘少奇的位置画上了原本只有半张脸的董必武。
《开国大典》上没有了刘少奇，董希文心中从此就多了一层牵挂。他说：“一个搞艺术的人对自己的作品要负责，要负责一千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亲手将刘少奇恢复。当时，董希文的癌症已到晚期，为能挨到这一天，他亲手刻了“抗癌”、“百折不挠”等字样的印章，鼓励自己战胜疾病。他对学生们说：“真希望再有20年……”但董希文最终没能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改掉林伯渠，复制第四稿
董希文用小刷子把刘少奇洗得干干净净，目的之一就是期望《开国大典》还能挂在革命历史博物馆。但结果这幅画还是被取了下来放入博物馆库房。
删掉画上的刘少奇不久，执掌大权的中央文革小组，将下放在河北磁县农村劳动的一些中央美院的著名教授调回北京, 任务是对一批五六十年代有影响的革命历史画进行“刷新备用”。
据董希文的学生、现中国美协主席、著名油画家靳尚谊回忆，“刷新”《开国大典》的目的，是要改去立在周恩来身边的林伯渠，原因主管部门没有道明。后来人们推测，这件事的幕后推手是江青，因为在延安时期，林伯渠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并搞了约法三章。
而这时的董希文病情已相当严重, 不得不住进医院，改画的任务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于是靳尚谊被“请”出来，在董希文的原作上改掉林伯渠。靳尚谊一度陷入为难，为了尊重历史与自己的老师，他灵活地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即由他和画家赵域按原图复制一幅《开国大典》。他们边复制边向病重的董希文请教，这是此画的第四稿。
1973年1月8日，58岁的董希文带着遗憾离世，这幅复制的《开国大典》还没来得及和观众见面，“四人帮”就倒台了。
二十多年后《开国大典》终恢复原貌
1978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党史展览，《开国大典》必须展出，而刘少奇此时已平反昭雪。本着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革博征得上级同意，决定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但董希文的原作几经改动，难以恢复原貌，家属也不同意在原作上再改动。博物馆只好委托著名画家靳尚谊。当时靳尚谊忙于公务，便推荐了北京青年画家阎振铎、叶武林，他们在《开国大典》的复制品上画上了刘少奇和高岗。
至此，《开国大典》终于恢复原貌，如今在国家博物馆展览厅里所展出的《开国大典》便是临摹品，另一幅则是画面上没有刘少奇的《开国大典》。
今天，当人们在博物馆里踱步于这两幅历经修改的特殊艺术品中间时，在欣赏艺术价值的同时，更多地，是品读那个将艺术作为政治附属品的特殊年代。
【相关阅读】
【编辑：谈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