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作品
“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理想主义教育，这是个被玷污的词。最后回到理性，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太现实”。
陈丹青似乎一直在解构“理想”这个词。
回国13年间，不断有人问他有关理想的话题。现在，他拒绝承认自己有理想，或者说，他拒绝承认的是被污染的“理想”。
“我根本没有理想，小时候想当个画家，不叫理想。我什么理想都没有。”他与这个话题显得格格不入。
时间回溯至4月19日傍晚，阴沉的北京正飘着小雨。陈丹青从中国油画院腾出身来，赶赴“向理想致敬”的活动现场。虽然晚餐尚早，陈丹青明显是饿了，他从司机那儿要来了两块饼干，就着矿泉水匆匆下肚。
然后，他第一次跟记者谈起了理想这个词：“对我们这代人来说，从小接受的就是理想主义教育，这是一个被玷污的词汇。最后回到理性，而不是理想，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太现实。”
事实上，陈丹青讲述过自己年轻时的理想。当年，他怀揣几十美元去美国，只为一件事—去美术馆看原作。他喜欢在美术馆里观察穿制服的警察、哈欠连天的游客，仔细揣摩他们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和动作……当然，他更喜欢的是在美术馆里临摹。他钟情于收集美术馆作为门票的各色圆形小铁片，他说美术馆是艺术家念念不忘的梦。
他渴望成为一名画家。回国后，他不止一次提过，人总是要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最大的理想。
2000年，陈丹青回国，执教于清华美院。课堂上，他从不掩饰对年轻人的喜欢。面对拥挤在讲堂里的年轻人，他表现出极大的包容。“不是我有多大的魅力，是因为我为年轻人说话。”他这样解读自己被年轻人热爱的原因。
他通过“辞职”的方式，表达对已经积重难返的艺术教育体制的抗议。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与年轻人的交流，他甚至曾为一位读了他的书而决定要出国的年轻人写了一封推荐信，让他顺利拿到录取通知书。
汽车行驶至东三环的高架桥上。路旁是央视新址，南侧有一大块地被围起来，几台挖掘机在地面挖出一个大洞。这里曾是清华美院的旧址。
陈丹青侧过头，指着这块地说：“这就是我从前教书的学校，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在这里教了5年书。”他的心情不难理解，在无孔不入的商业面前，艺术总是不堪一击，最终溃败到逼仄的角落。正如18年前，在迪斯尼集团的宏图大略下，陈丹青不得不从位于曼哈顿西四十二街二三三号大楼里的画室搬走。
他也会照世俗的方式看待理想。“人生每个阶段不一样，年轻时希望快点离开农村，就想画画。后来我考上美院，当了画家，理想实现了。到了美国后，最初的理想是谋生，也达到了。后来开了眼界，看到了全世界最好的画，便希望有一天能像他们画得一样好，这个可能永远也达不到。回国后快50岁了，就觉得能够健康，生命能够长一点，做自己喜欢的事……这是我现在的理想。”
但他又回到哲学式的思考。在他看来，欲望与理想的界限很难明晰，正如叔本华所言，人生就像钟摆，一端是欲望，一端是懈怠，有欲望就积极，欲望满足就厌倦。“理想是要往那儿去，能不能到是另外一件事。欲望是得之而后快，必须要得到。”陈丹青觉得，在现在的语境中谈理想会让人尴尬。他不否认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理想，“从个人角度说，有一部分人是有理想的，比如追求自由、民主，将之视为自身的纲领。但要将理想铺设到全社会，是很难的事情”。
作主题演讲时，陈丹青说，对这个社会，如果真要说一个梦想，那就是自由表达。“我回国这么多年，参加了不少这种场合和活动，所有上台发言的人，包括我自己，非常清楚哪些话是绝对不可以讲的，哪些事是绝对不可以说的，今天也是一样。”
在他眼里，这是国人与西方人最大的区别之一。“我女儿是在国外长大的，8岁到了国外，很遗憾只会说普通话，不会读中文。我的书她一行都没有读过。她非常喜欢大陆，而且非常想交一个中国的男朋友，她和我在街上告诉我哪个男孩最帅。但很遗憾她交不到一个中国男朋友，因为她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她不能解读中国人说话的方式。”
陈丹青今年6 0岁，现在他不太愿意出席活动，也很少公开讲话。尽管已经回国十几年，但人际关系对他的困扰始终没有停止，中国特有的人际关系力量让他逐渐退回自我空间。他会在狭窄的话语空间里寻找出路，他坦诚自己的世故，“我在公共事务上比较好说话，因为我说的是一个比较空的对象；但如果指向一个具体的名字，或具体一个人，那我就会比较世故一点。”
不过，很难说他真能如他所言管好自己的嘴。晚上活动结束，陈丹青在归途中说他有点后悔，因为他在演讲时忘了提起不久前一件引起不小轰动的公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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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谈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