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北京的路上
我们仍然回到关于当代艺术的提问的讨论。在朗西埃国美公开课“作为方法的平等”上，艺术只是作为素材出现。不过在问答环节，话题还是被引向了这个方向。艺术一方面在批判全球资本主义，另一方面自身的生产，尤以大型国际三双年展为例，又极强地依赖于资本，如何看待这种矛盾？而这一点也只是当代艺术诸多悖论和矛盾里的一件。
朗西埃说当代艺术自己给自己创造了一种时空感受，使作品没有充分的时间被体验。以录像为例，如朗西埃在公开课上放映的《Colossal Youth》片段——如果该作品出现在一个大型的双年展上，可能人们在看了几秒之后便盖棺定论，认为是在反映殖民问题，掌握了要点后便转身离开——按照目前通行的惯例，展览上几乎在每件作品旁边，都安排了这样的要点介绍。而当代艺术界眼下十分关注诸如政治、社会、经济等诸多问题，这同时也表现在大型当代艺术活动上常常伴随的相关主题论坛，不过当代艺术仍然是将自己“孤岛化”了，它仍是一种封闭的特权，将观众牢牢限制在了观众的位置上。艺术的生产者和观众之间存在鸿沟。而在这种机制之下，即使“参观”孤岛的人越来越多，也无从真正打通孤岛同外界的联系通道，更难以谈及朗西埃意义上的“平等”。朗西埃在《被解放的观众》里以剧场为例分析了这种不平等性，剧场的实验者们为了对抗这种不平等做出尝试，不过无论是布莱希特制造的“陌生感”还是阿尔托的“残酷”，在朗西埃看来，都是在承认差异这一前提下开展的工作，仍然是经典的柏拉图式剧场的延伸——尝试取消差异的行为方式仍然是在将差异进一步加深。
朗西埃在《被解放的观众》中的论述中提出的建议更多建立在对内容生产者方式方法的批判的角度之上。对于当代艺术目前所存在的问题，无论从感受还是理性思考的方面去看都存在着问题，“孤岛”这一形象既来自外部的观察，同时也是孤岛之上自我检视时可以得出的结论。不过我们是否还有可能从另外的方面来面对这一问题？Claire Bishop在《人造地狱》（Artificial Hell）中所关注的“参与性艺术”（Participatory Art）——艺术家／艺术介入社会、社群生活，这个在近期变得越来越常见的工作方法仍然是内容生产者在掌握着主动。我们是否可以尝试着去想象“参与”作为一个动词的“参与艺术”？这无法成为一种要求，但也许可以作为一种方法，一种意识。参与当然并不单单是指物理意义上的亲临现场，而是可能发生在与现场相遇之后。参与也并不意味着达成谅解，或是专业知识的获取，趣味的建立，评判标准的明晰。共同的“智性冒险”是否可以，不仅仅来自“无知的教师”的意愿？平等的观众的身份——无论何种身份的人都可以承担观众这一身份，无论是在目前“不平等”的界定之下的艺术家、策展人还是普通民众，“无知的教师”的身份在平等的原则之下是否可以隶属任意一人？一种主动的参与，在共同的智性水平之下，以各自的认知方式进行共同的“智性冒险”，同时也打破所有可称之为观众的人对于自己已经“被解放”的幻想——就如同在剧场中，即便观众成为了表演的一部分也并不解决这个问题，参与在这里仍是物理的、身体的、心理的，这不仅没有取消间隔和不平等，反而造成了一种幻觉，这一点在当代艺术界也同样成立。
现在当代艺术界的从业人员，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等也同职业工人也有着某种类似性，面对和处理大量的展览、作品、信息，这样的在场和参与渐渐形成惯例。 职业身份予人以限定，正如朗西埃在谈到学院内部机制所说，无论你的理论如何论述，在现实中仍然充满了妥协。不过个体却有可能以某种固化的模式中解脱。我们可以回顾朗西埃在提到当代生活的时间的概念时所举的例子，在法国，很多人的职业／生活方式是一种时紧时松的状态，不再像传统的工作一样保持着规律的工作－休息－工作－休息的循环，他们也许忙上一整年，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然后半年的时间完全不去工作。这同他在《无产阶级之夜》里所谈论的19世纪工人的状况有着某种类似性。这种状态并不局限于法国。《无产阶级之夜》里的工人们在他们的通信和诗歌中打乱和改变了这种被限定的时间的概念。在实际的操作之中，职业身份的限制也许是极难瞬间撼动的，不过个体却“有可能”完成这个动作，就像在国美公开课现场郑波向朗西埃的提问，审美体验是个人的，还是社交性、社会性的？朗西埃的回答，是个体的，也“有可能”形成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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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文凌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