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快要到艺术院校毕业创作展览的季节。我像大多数教师一样，面对着刚刚从考研的硝烟中走出来的爱将，和他们一起扳着手指算计着剩下的本科时间，努力做一些可以做到的事情。

“一线”的艺术院校几年前就开始减少招生，校园人数已趋于未来发展的“正常”数字，但与扩招前比较，仍然是一个庞大的数目。

有那么多人上学，就有那么多人毕业！现在的美术学院基本上大学一年级在基础部，或可称基础教学吧！二年级分到各系进入细化一点的专业基础教学，三年级开始所谓的专业学习。作为学院的传统要求，毕业前必须完成和通过专业论文的答辩和毕业创作的展览，才能够顺利地拿到本科毕业和学位证书。十几年教学下来，每每带完毕业创作，我会问自己的学生，你对大学四年中哪些课程印象最深？总会听到这么一个答案，基础部和毕业创作。究其原因，基础部的学习，由于通过自己切身的努力，不管“应试”的方式还是“软试”的方式，都是实实在在地通过了尚可称为当下最为公平的考试，获得进入高等艺术院校的资格。伴随刚入学的那一点新鲜和兴奋，面对的师资力量的变化和学习环境的改善，让大家在一年级“后高考”阶段的学习尚且努力。接着二、三年级，仿佛机器的齿轮，运转得不快不慢，到了四年级的毕业创作，突然感到四年时间的短暂，对于有所获得或者担心马虎对待没法毕业的同学来说，都是一次赶鸭子上架或者亡羊补牢的记忆。

要想知道毕业创作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就要知道我们的毕业创作究竟体现什么。大学本科的毕业创作，首先体现作者（包括审美在内）本科四年努力积累的认识；其次体现本科四年（或者五年）学习的专业技巧，这些与手艺人没有太大差别的技术要求，也是靠四年有限时间磨炼出来的。对于现在的大学生毕业创作来说，与其说创作，不如说是学习创作的一个过程。原来的专业课程不管临摹还是写生，都有对象，都有具体的要求，仿佛我们面对可以触摸的东西。创作没有具体的要求，要自己去寻找方向，从草图到小稿，从小稿放大到素描稿，再到水墨完成稿。思想虽然可以天马行空，实际操作却是那么的按部就班、枯燥无味。在整个过程中，我经常碰到同学们的反问，艺术创作的快乐和兴奋在哪里？艺术创作一挥而就的潇洒在哪里？

假如不通过毕业创作，去正真切身体会一下艺术创作的不容易，这些通过艺考的独木桥而挤进专业门墙晃荡了四年的院校学子，可以说几乎没有品尝到艺术的滋味！我真为他们在艺考时付出的艰辛而感到可惜。学院教育的现实并不尽如人意，除了少部分同学有精进之意以外，另外三分之二过了基础部一年的新鲜感后，开始享受大学校园中与中学处处有具体要求不同的自由。这些原来优秀的艺考学子，不充分利用大学宽裕的时间，扩充一下自己对人类文明的认识，以便提升自己对审美的理解；再加上只要参与就不难通过的专业课程，很快丧失艺考时，哪怕以“应试”为目的，努力训练起来的基本技术能力。我想让这部分人再来参加本科的招生考试，是否可以考上都是一个问号！每年在毕业创作动员会上，发现少部分同学，其对专业的诉求加上与艺术有着先天关系的青春锐利，让老师都自愧不如！而另三分之一的同学，或许是失之个人的性格，以及习惯了中学的按部就班，当反应过来大学就是这样的时候，已经面临大学毕业。不知道什么原因让他们忘记，自己至少是60比1通过艺考的同龄人中的精英。

虽然有专家强调，现在艺术院校的功能，已经从培养艺术家的摇篮降格到培养社会有用的艺术人才。实际上从事教育多年后，一听到“有用”这个词，心里就发怵，这个时代以“有用”为目的，几乎让高等教育失去了教育的意义。

检讨一下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出生于1970年代初的我们，1990年代初走进大学校园。那时的校园，“八五”新潮的英雄主义情结日渐消退，圆明园艺术村以草莽的方式等待商业的春天，伴随摇滚商业化的节奏，传递给我们的仍然是我们所需要的理想主义的气息。刚踏进梦寐以求的学院的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捕捉着前辈英雄的足迹，南山路灰墙上“张培力们”残留的涂鸦，仿佛与自己有关，进入我们日常津津乐道的话题。班上同学八人，一半是附中生，想像自己没有一点无知者无畏的劲，肯定无法走到现在。班主任是吴宪生老师，在那时我们的心目中已是一位中年长者，其实那年他才39岁。开学初的傍晚，给我们开完班会后就要去法国考察一年，把我们班委托给唐勇力老师代为管理。在那个班会上，记得吴宪生老师说：“学习会水涨船高，在一个优秀的班级里，哪怕中等也不会太差；在一个一般的班级再优秀，放到好的班级也就一般。”四年下来深深地体会到吴宪生老师对待我们的负责，从教多年后更让我感到他作为教师的优秀。在从教的十几年中碰到困难时，暗暗地以老师为标杆检讨自己，想想当年老师是怎样对待不用功的我们，就可以找到自己对待学生的方法。我们也是吴宪生老师带的毕业创作，油菜花开时启动，刚听到初夏的蝉鸣时结束。现在同学聚会时，老师还会提起，班里有同学妄图要用元人倪瓒的笔法画大学的寝室生活时的情形。我自己画的是一张2米乘7米的藏民群像，假如没有老师每天来教室的指点和那个年龄对待绘画不管不顾的冲劲，真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经过毕业创作后，让我真正知道画一张画的不容易和画一张画需要注意的细节！在一次独立电影展映上，观影人提问：“怎样才能成为一位专业的电影导演？”导演王小帅迟疑片刻说：“当您以专业电影人的要求，认真完成一部电影后，您就是专业的电影导演了。”努力完成这张暗藏着年轻人野心的毕业创作，是从一位院校学生成为专业创作者的基本门槛。

大部分学院出身的艺术家，毕业创作几乎成为他们的成名作，“77级、78级”更如井喷，不说自己学校的许江、尉晓榕辈；何多苓、罗中立、程丛林、周春芽等四川“军团”，刊登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美术》杂志上，仍然带学生腔的只言片语，还可以找到他们寒暑假在教室里创作的心路历程。而中央美术学院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史国良的《八个壮劳力》等，夹杂着那个年代的尘土，不仅成为那个年代的高度，也成为自己人生的高度。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面对更加完善的学院教学体系，我们反而培养不出富有个性令人为之一震的艺术新锐。我经常谈到资讯发达对艺术创作的坏处，前几年四川油画也冒出几位“70后”，如向庆华等很有特色的艺术家，没有两三年就被面貌雷同商业化的所谓“80后”川军覆盖；而这几年浙江山水画毕业生的拟古和炫技，不能说没有技术含量，外行都一眼可以看出谁是谁的学生，师傅在培训自己爱徒技术的同时忘记叮嘱，不管东方艺术还是西方艺术都要求艺术创作有个性，而个性的培养肯定不是技术熟练后下一步的事情。再想想当年罗中立，对着刊物上一张比邮票大不了多少，美国照相写实主义画家的黑白图像，努力画《父亲》的情形。您不得不如《手机》里张国立的感叹：“还是农业文明好！”习惯了简单的快乐的我们，失去了体验深刻的触觉，我为《一九四二》输给《泰囧》的时代，感到悲哀和无奈！

老一辈谈创作都会提到画连环画给他们带来的好处。知青出身的陈丹青不时在文章里流露，没有上美院前“野路子”那股劲的冲动，就是配合那个年代的宣传需要，拿起笔就开始创作的经历。其实时下虽然学院教育更加完善，但面对从应试“美术高复班”走来的学子，本科期间基本没有自我要求的课外创作经历，习惯了上课、下课、完成作业的当下学子，直到毕业创作来临，才会对这个没有具体要求的行为无所适从。去年过世的朱振庚先生，生前在一篇谈教学的文章里，也道出当下教学的无奈，对专业好的同学谈技术，对专业不好的同学谈理想。

在完善和量化了的学院教学中，毕业创作我们还可以学到什么？我想，至少还可以学到艺术创作个性的重要；还可以学到艺术创作像大部分人类劳作一样，花多少时间有多少收获！体会到艺术创作不是简单的快乐，是经过难以企及的痛苦后，感受到突然获得的喜悦！在这庞大的教学工厂里，量化管理是已经无法改变的事实，但作为教师的责任，不仅仅是填塞如表格状的课程，而是用自己可行的方式，不管谈理想还是谈技术，哪怕“忽悠”，也要让同学们尝到绘画的味道。

■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系教师）

【编辑：徐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