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一家拍卖公司日前宣布,将于6月22日在北京举办一场钱钟书书信、手稿的专场拍卖会,集中拍卖钱钟书的66封书信、《也是集》手稿、12封夫人杨绛的书信和《干校六记》手稿以及6封女儿的书信。这些信件主要是钱钟书上世纪80年代与时任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由于书信内容涉及个人隐私,年过百岁的杨绛对此强烈反对,并发出三点声明,称若拍卖如期进行,将亲自上法庭维权。
杨绛很生气,后果可能不严重。这是更让人生气的事情。
对于杨绛先生,书信、手稿拍卖是在侵犯她及家人的著作权和隐私权,而对于拍卖公司及委托人,似乎也可以从书信的所有权方面为自己寻找法律解释。有法律人士已经指出,如果书信不公开内容,只是转让所有权,法理上行得通。也就是说,法律也许不会给杨绛先生想要的“公道”,因为法律只是道德的底线,解决不了所有的道德问题。
透过法律争议,终究逃不过一个“利”字。在声明中,杨绛先生欲言又止,尚不肯说得太直白,将这层脸面撕破。熙熙攘攘,利来利往,利润达到百分之二三百,就要像马克思说的,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真情和法律。近些年来,名人书信手稿的拍卖价格扶摇直上,成为收藏的热点。钱钟书这样一个学问大家,十足的历史名人,拎出来消费,买单的人自然是趋之若鹜。在那些将市场经济庸俗化的人看来,既然在合法性上能够自圆其说,那么交易就没什么不对。杨绛先生再生气,不能把自己下大狱,也不能让自己蚀把米,相反这一生气,关注度还上来了。
当然,重要历史人物的书信本身就已是历史研究的对象。研究历史人物的日记和书信,已是治学的重要途径。但是,伊人尚在,未加征询就擅自将书信拍卖,你要说是为学不为财就过于可笑了。
凡事不争的杨绛先生之所以动气,应是在她看来,这件事已突破道德底线,“人情似纸张张薄”。正如她在声明中的提笔疾书:“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可是,拍卖的事情一经做出,摆明了就是无所谓友谊不友谊了,能套现的友谊或许才是最重要的。再怎么进行道德谴责,再怎么晓理动情,也只是受害者的自说自话了。“三观”已经分道扬镳了,还会在乎舆论的唾沫吗?唾面自干就是了。
英国作家毛姆在《刀锋》的扉页上写道,一把刀的刀锋是不容易越过的,因此智者说,解救之道是困难的。市场经济同时也是法治经济和道德经济,如果人心、人情、人性出了问题,市场经济也是闪着寒光的刀锋,不容易越过,更容易划着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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