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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摄影师的“晚清碎影”
0条评论 2009-06-03 16:56:05 来源:新民周刊 作者:李晶晶

 

  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在“回望中国”主题年的开始之际,联合福建博物院、广州博物馆、伦敦维尔康姆图书馆等6家机构主办了“晚清碎影——约翰·汤姆逊眼中的中国(1868-1872)”。这是苏格兰摄影师约翰·汤姆逊(1837-1921)关于中国专题的首次展览。展出的照片是他在1868年至1872年间,行程近8000公里,游历广东、福建、北京、华东和华北地区以及长江流域时拍摄的,他为我们开启了另一种视角下中国影像。


  从中国到伦敦
 

  “浓雾中走来一位拄着手杖的老人,他从位于伦敦南部斯特雷特姆的家中出发,沿着伦敦西区的时髦街道,穿过古典而豪华的办公楼,去参观一个正在公开展示的收藏展:除了一些古物的收藏,还有一批影像作品在威格莫尔街的一个展厅中展出,收藏者是一位富有的美国药剂师亨利·S.维尔康姆。来参观的老人是摄影师约翰·汤姆逊。”维尔康姆图书馆研究员威廉·舒巴赫饱含诗意地述说着。

 

  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1837~1921)是一位富有想象力的苏格兰人。他是最早的旅行摄影师之一,也是中国问题的专家。1862年,汤姆逊从故乡苏格兰出发,开始了他的亚洲之行,在马六甲海峡、印度、柬埔寨、泰国和中国等地拍摄照片。他曾与泰国国王孟库一世会谈,并穿过柬埔寨战争区到达了吴哥城与吴哥窟遗址。1866年返回英国,展出了他在亚洲拍摄的影像作品。1868年约翰·汤姆逊再次返回中国,他在香港皇后大道的莱恩和克劳福德公司旁边开设了一间摄影工作室。反映着他摄影活动的广告和消息频繁地出现在香港的《每日新闻》上。这一年的11月,汤姆逊还在香港与P.皮特里船长的女儿伊莎贝尔举行了婚礼。不久后,他雇用了3个香港人协助工作,开始了他的中国摄影之行……

 

  威廉·舒巴赫向我们描述的时间定格在1920年,那年约翰·汤姆逊83岁。在维尔康姆的这个历史展上,汤姆逊看到了走廊上挂着的那排已经归属于维尔康姆私人财产的照片。内容大部分是关于非洲的,但没有中国。于是在1920年5月12日,汤姆逊给画廊的主管写去了一封信:

 

  亲爱的先生,我不知道维尔康姆先生是否有意在博物馆中辟出一间屋子专门用作照片展示。如果有此打算,那么选取一些我在东方拍摄的照片将会是有价值的,因为每张照片都再现了我所到之处的某些独特的风土人情。每个系列都包括了如文物、艺术、建筑、工业和发展见证等主题,地区涵盖了暹罗、交趾支那、柬埔寨、中国和塞浦路斯。我可以提供每个主题的底版和文字注释。我敢肯定,这些系列会有助于提升博物馆本已相当精彩的藏品规模和趣味性。真心希望得到您对这些主题的意见。

 

  “如果汤姆逊没有写这封信,也许照片未必能留存至今。因为当时很少有机构会愿意负责那么多的工作:保存大量沉重的旧式玻璃底版,从负片洗印照片,编辑目录以及提供给全世界范围内的展览和研究。”威廉·舒巴赫说道,“其实汤姆逊希望维尔康姆能为他的摄影作品提供一间展室,这自然是一个合理的要求。因为维尔康姆自己也是个热心摄影的业余爱好者,他配制摄影用的化学试剂,出版摄影家年鉴,并建立起一个涵盖了很多大师作品的历史照片收藏库。”维尔康姆的收藏包括:德西雷·沙尔奈拍摄的墨西哥风景,爱德华-德尼·鲍尔达拍摄的法国中世纪,爱德华·S.柯蒂斯拍摄的美洲土著人肖像,朱利亚·马格利特·卡梅伦拍摄的英国人肖像,塞缪尔·伯恩考察克什米尔的获奖作品。

 

  “遗憾的是汤姆逊本人,并没能等到将自己的摄影并入到维尔康姆的收藏就去世了,维尔康姆是从汤姆逊的后人手上购买了他的作品。最终,三个金属边的大木箱子装着珍贵的底版被运到了维尔康姆的办公室,随后成为维尔康姆图书馆收藏的一部分,并保存至今。今天在展览中所看到的这些影像就来自那三只大箱子。”威廉·舒巴赫说道。

 

  中国,人与景

 

  老妪侧身于镜头前,消瘦的面庞,留下了岁月带来的痕迹。左手托着右臂,眼睛微耷,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头发已经变细、发白,却依旧被精心地梳理和呵护。站在这幅《广州老妪》的影像前,你会被老妪那种独特的姿势所吸引,有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这是汤姆逊在大街上拍摄的,但照片很像照相馆里出来的作品。

 

  肖像是汤姆逊中国之行拍摄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为了更多地展现不同人的生活侧面,汤姆逊拍摄了大量不同的中国人的肖像。“翻看西方摄影师早期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大部分人是抱有一种猎奇的心态,因此,小脚女人、乞丐等社会的阴暗面成为摄影师拍摄的主题,拍摄的人物大都神情木讷、呆板。但当你去审视汤姆逊拍摄的中国照片时,更多的是中国人的笑脸和放松下的中国人的状态。汤姆逊一直致力于记录真实的中国和中国人。”仝冰雪一边说一边带笔者去看一组反映北京满族妇女和儿媳妇的照片。

 

  《北京满族妇女和她的儿媳》有三张,第一张是全家的合影。在中国,一个家族的大小是一种社会声望的标志,家族的合影照在当时就受到了人们极大的欢迎,这种合影也体现一个家族的社会认同。从照片上看,略带微笑的老妇人对生活是满足的。接下来,是这位老妇人与她儿媳妇的影像。有意思的是汤姆逊观察到,直视镜头的婆婆在家庭大事中拥有绝对的权力。而站立的儿媳不仅要侍奉好丈夫,还要看婆婆的眼色行事。当第三张影像里出现的是婆婆、媳妇和孙子们的时候,婆婆的脸上出现了笑容,孙子是家族延续下去的一个标志。而此时媳妇眼神虽然还是偏向一侧,但有了一丝不易察觉到的自信。

 

  在这次展览的150幅影像作品中,有不少夫妻对视、母子相望、主仆眼神交流的照片,在当时的中国,是不符合传统习俗的,这显然是汤姆逊特意安排的。不过从他们的眼神中,我们能看到挥之不去的等级、尊卑的观念。汤姆逊还拍摄了大量身着盛装的满族新娘的照片,但他对这些新娘的未来生活并不乐观。富人的孩子一般比穷人的孩子结婚早,但满族少女只有到了14岁才能订婚。一般来说,人们会雇用媒婆来提早安排一桩婚事,但未来的主妇必须符合四个标准:一要和蔼,二要文静,三要勤快,四要好看。对比这个新娘的盛装,她忧郁的眼神也许正反映了摄影师的心境。

 

  “汤姆逊所使用的照相机,根据光线强度不同,曝光时间都是几秒甚至十几秒钟,但汤姆逊有意识地脱离了早期传统的拍摄静态人物的方式,拍摄了大量动态的肖像和群体照片。你看这几张《喊号的更夫》、《给小姐梳头的丫鬟》、《磨刀的匠人》。这些照片,不是我们今天抓拍那么简单,而需要耐心地和被摄者沟通,甚至让他们保持某个姿态。”仝冰雪说,“虽然汤姆逊有中国的助手和翻译,但在当时摄影术并不太受欢迎的中国,尤其是在内陆地区,需要摄影师在一个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说服被拍摄者配合,比如如何保持姿势,尤其是保持一个真实、放松的姿势。”

 

  约翰·汤姆逊曾在他的游记《镜头前的旧中国》开篇写道,“如果当年伟大的马可·波罗能用几张照片来说明他漫游古老中国的经历,那么他的美丽传说会更加动人。”1868年,汤姆逊带着他沉重的设备,从香港启程。经过广州、台湾、汕头、厦门、福州、上海、宁波、南京等地,然后沿长江溯流而上,直到贵州。以后又北上,到达天津和北京。“在最早来中国摄影的几个西方人中,汤姆逊并不在其列。但在中国的摄影史上,汤姆逊是第一个最广泛拍摄和传播中国的西方摄影家。”仝冰雪介绍,“除了人物肖像的拍摄外,汤姆逊记录下了大量极有价值的风景古迹和社会风俗的照片。”

 

  《广东旧工厂场址》这幅照片,由于运用光线角度合宜,洋楼与四周破烂的草屋形成了强烈对比。汤姆逊给照片加了这样的一段说明:“这张照片里的房屋是帝国主义侵略的象征。此地是在珠江边上租给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小块地方,当时政府允许东印度公司在这里建立一个工厂。1856年12月15日中国人烧毁了这里的房屋,12月29日英法联军占领了广州,并一直占到1861年。现在照片里看到的建筑是烧毁后重建的,成为美国的租借地,房主是罗索和史密斯·阿契尔先生,这是最先住在中国的两个美国人。”汤姆逊的每张照片都会有详细的文字说明,这些说明都是在拍摄过程中访问记录下来的。汤姆逊会做不少调查研究工作,以尽可能准确表现生活的本来面貌。

 

  轿子,这种当时在中国最常见的交通工具,但在汤姆逊的镜头与调查下有了另外一番的解读。《香港待客的轿夫》照片以美丽的港湾为背景,一站一坐的轿夫,没有待客的焦灼,更多的是一份悠闲的心境。汤姆逊在说明中写道:在宾馆、在码头、在各个主要路口,你到处可以看到这些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待客的人力轿子,轿夫们招呼着每一个刚刚到达港口的客人。但是现在轿子已被一种从日本传来的人力车所取代。这种变化极不寻常。因为一向被认为是不具有文明时尚的日本人,却在迄今为止尚未开发的道路上超越了他们的邻国。

 

  汤姆逊与A-Hung

 

  “早期的摄影师在中国被认为是匠人,在正史中鲜有记载;并且因为早期照相机的昂贵,很少有照相楼同时拥有两部相机,因此,早期中国摄影师和照相馆本身的文字和图像资料十分少见。而约翰·汤姆逊关于香港和北京两地摄影实践的记录为我们研究中国早期摄影史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仝冰雪指着那幅《香港画师》的作品,“你看这张作品完成于1869年。照片充分表现了画店的环境,是了解早期香港照相业的重要实证影像。”

 

  关于这张照片,在1872年11月29号和1872年12月13日出版的《英国摄影期刊》上,可以看到汤姆逊对这张照片的记述。这是一个叫“A-Hung”的中国人在香港的皇后大道上经营的照相楼。进入摆满广告肖像照片的门口,登上窄窄的楼梯来到二楼的接待室,A-Hung用英语打着招呼。随后A-Hung向汤姆逊介绍了中国人的摄影趣味,他说西方人总喜欢在摄影时脱离直线和垂线,而中国人喜欢直视镜头,脸部没有阴影,这样他们的朋友在远处观看照片时就能看到他们的双眼和双耳,这样才能体现一个人的全部容貌。受西方摄影教育的汤姆逊并不赞同这个观点,认为这样的构图太平淡了,还和A-Hung争论起来,最后,汤姆逊开玩笑地说:如果为了展示一个人的全貌,你为什么不把人的的后背和辫子也照一张,贴在正面照片的后面呢?A-Hung丝毫没有示弱,风趣地说:好建议,我考虑考虑!

 

  “汤姆逊对中国人的摄影审美虽然能够理解,但他在摄影创作中,并没有像很多当时的外国摄影师那样单纯地迎合本地市场需求,仍然坚持以自己的艺术理念拍摄了大量中国人的肖像。”仝冰雪说。在这次展览中有一幅《广州官员》的照片。这是汤姆逊作为一个肖像摄影师的代表作品。虽然这位官员直视镜头,姿势也是也是平常中国人习惯的坐姿。但他一侧脸部是有阴影的,这种在西方很流行的明暗对比的技法在当时是不被中国人所接受的。根据汤姆逊的记录,他是一名六品文官。这位六品文官在当时无疑也是走在时尚前列的。

 

  在汤姆逊的记录中,我们得以知道,A-Hung为本地人拍照收费是12张(名片照片)收费8先令,同时,他也复制一些欧洲人拍摄的照片在自己的店里销售,这样的照片是2先令12张。最后,汤姆逊来到了照相的玻璃屋子里,阳光从上面照下来。

 

  他们坐在座位上,颈部和四肢被照相专用的铁支架固定住,然后相机被拉过来瞄准他们,长时间的曝光好像经历了一个世纪,当最后他们听到敲击帽子的声音时,发现终于拍摄完成了。

 

  当汤姆逊从照相房间出来后再次环顾外屋的画师,在角落里有一个看起来比实际年龄长20岁的老者,他是一个在象牙上作画的缩微画师,但他每天也就工作不超过两三个小时,其余时间在吸食鸦片和午休。他们的画像主要是根据顾客的照片而作,每当顾客需要一幅缩微画像时,他们就会在顾客的照片上罩住一个带方格的玻璃,把照片分割成不同的方块,然后用铅笔在象牙上画草图,然后再根据照片内容填充。同样的方法也用在画大幅的油画肖像上,但这样的油画不是特别精确,因为一般是几个画师合作完成一幅画,技艺高超的画师画头部,次等的画师画手部,学徒画服饰和珠宝。绘制一幅18×12英寸的画像大约需要30先令,对经常光顾港口的外国海员来说,为他们的朋友或先人画像带回国内,是一份不错的纪念品。汤姆逊将自己的镜头对准了这位正在画像的画师,完成了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这幅《香港画师》的影像作品。

 

  “在摄影术发明后,由于不能放大和彩色摄影,香港照相馆的画像业曾一度繁荣。画师主要根据照片来画,收费多少依据画幅大小来定,顾客大部分是当时来港的外国海员。学徒画手和脚,师傅画面部,流水作业,一般24小时完成画像和装框。”仝冰雪说道,“从汤姆逊的影像和文字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脱胎于早期画楼的照相馆,还保留了画楼的很多业务,这是和早期摄影技术的发展必然相关的,因为那时没有放大技术,没有彩色技术,而国外市场对大的彩色肖像仍然有巨大的需求,加上中国便宜的劳动力资源,因此,画像和摄影并存成为早期中国的照相馆一大特色。”

 

  和香港早期繁荣的商业摄影相比,在当时的大清都城的北京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北京最早出现的中国人的商业摄影是成立于1879年的丰泰照相馆,由辽宁法库人任庆泰创办,这之前,虽然1860年英国战地摄影师费里斯·比托拍摄了大量北京的照片并得到了广泛传播,但1860到1879年近二十年间的中国人的摄影实践鲜有记录,而约翰·汤姆逊的有关描述为我们研究北京的早期摄影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从伦敦到中国

 

  汤姆逊当年对拍摄的中国影像有效的传播,不仅使他本人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当时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早期来华摄影师一般都是通过销售原版照片册的方式来传播自己的作品,如菲利斯·比托,而皮埃尔·罗西耶则通过售卖立体照片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中国影像,这样的方式不但局限性大,而且受众面很窄,加之所配照片文字太少而不易被人深入理解。而汤姆逊则采用系列出版的方式,来展示自己在中国的摄影成果,尤其是1873到1874年推出的《中国和中国人画报》(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采用凹版印制的方式,展示了200幅他拍摄的中国照片精品,每幅照片都有记录式的文字说明,开创了利用摄影制版印刷方式向西方大规模介绍报道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先例,在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也成为摄影传播史上的一段佳话。

 

  汤姆逊曾说,他在中国的经历是“愉快”的,从他的影像中,我们也可以充分感受到汤姆逊积极的生活态度。在西方,汤姆逊曾经因为他对中国地形学和民族志学的记录而赢得了“中国汤姆逊”的称号。“今天,重新审视这一幅幅老照片,我们应当感谢汤姆逊,他的中国行程没有教会任务,没有外交使命,没有军事目的,也没有商业驱动,他完全以一种对中国的热爱,对东方文化的好奇和对不同人种文化的偏好,以摄影艺术家的敏锐为我们记录了大量珍贵的中国影像。”仝冰雪说。

 

 

  1898年,汤姆逊在他最后一部关于中国的出版物《镜头前的中国》第一章结束时曾说:“我希望中国能够尽快从它毫无生气的现状中觉醒。”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在他的作品的再次返回家乡之际,他善良的愿望也正在这里变成现实!
 

 

 

【编辑:大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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