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9年11月30日
地点：99艺术网访谈室
嘉宾：付晓东、何桂彦、刘国鹏、刘礼宾、王春辰
主持人：丁晓洁(99艺术网)
丁晓洁：各位网友和嘉宾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99论坛。今天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美术界最活跃的一批青年批评家和策展人。他们是：《美术文献》执行总编、空间站机构总监付晓东女士;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研究所的刘礼宾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刘国鹏博士;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王春辰博士;四川美术学院教师、策展人何桂彦博士。
中国当代艺术院在11月13日正式揭牌成立，它隶属于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这次的成立共给21位院士颁发了证书，并且由艺术家兼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罗中立来担任当代艺术院的院长，艺术院成立的初衷是为了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并能够完善当代艺术的理论研究。但是这件事情在艺术界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许多人用“招安”来形容这个机构的成立，并引起了更多相关的话题，比如：对“F4”的质疑，对当代艺术是否会受到体制制约等的顾虑……一些批评家和艺术家都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想问一下嘉宾，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有没有必要性?我们需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当代艺术院?
如果说这个院构成了对这些艺术家创作的一种严重的干涉，我认为这个院就有它的问题。
王春辰：这个事情，应该说一年以前就听说过艺术研究院要做这样的一个活动或者是做这样一个机构，当时也没有觉得很突然。因为这几年，大家都讲当代艺术已经进入到中国的主流媒体，主流话语当中，至于如何做一个机构，肯定我们不清楚怎么去操作。这次当代艺术研究院已经宣布成立，而且也得到了中国官方、政府、机构等等的关注和重视，肯定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但是我感觉当代艺术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下肯定和它原来所说的“当代艺术”是有所差异，这就是为什么说今天人们要讨论这个问题，肯定和这个有关。
至于说研究院有没有必要，这显然不是一个问题，肯定它是有必要的，就是任何一个机构，人们去做它肯定是有理由的。人们现在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机构，像人们所说的，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当代艺术失去了它的创造性或者是创作的活力，有人说这样的一个举动，就意味着中国这些艺术家都被官方或者是政府所招安，这样讲可能也不一定很准确。艺术家进入到当代社会各个层面里边，肯定会受到关注，被关注、被接纳也不失为一种好事，但至于他们在未来是不是说对中国当代艺术产生原来那样的一个影响或者是人们的一种期待，这肯定是我们来看。其实有没有研究院，人们对艺术的期待，其实跟机构没有关系，而是跟艺术家有关系。当然这些艺术家在过去这些年做出了很多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大家也承认，但是在未来是不是有了这样一个研究院就意味着他们在艺术上更上一层楼，或者是能不能做出研究院成立所说的那样，能够把中国当代艺术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这恐怕是要看未来，不是看今天。
至于说这个事情肯定是会有人鼓掌，鼓掌首先说作为一个概念当代艺术进入到中国主流话语里，人们拍手赞美。但是人们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代艺术是不是需要得到这样的一种支持，毕竟从当代艺术的概念来讲，肯定显示了某种的前卫性、实验性和无法归类的一些内涵在里边，那么作为一个研究院它到底出发点在哪里?仅仅是限于研究，还是鼓励创作，还是说重点在于一种姿态，这个恐怕是需要我们大家在讨论当中或者在未来发展当中去看的，今天肯定是言之过早。
刘礼宾：其实中国当代艺术研究院成立的时候，并没有引起我太大的触动。反而是后来的讨论引起了我的关注，但是总体来说对于艺术研究院成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现在的网络语言，现在所发表的各种言论也好，过于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了。
如果说大家引起争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觉得是有四、五种出发点在里边。比如说是不是因为这些人当选了院士，我首先是肯定的，选择的这些人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关键时刻作出了很重要的事情，这也是邱志杰所说的“我们是一群受委屈的孩子。”他们在中国当代艺术的推进过程中，曾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就是说有一些人是十几年，或者是七、八年不停地努力的一个结果。也使他获得了现在所有的荣誉，这是很多网上的批评者没有权力去否认的，因为他们没有做过什么事情。这也是邱志杰和陈丹青对峙的所在。就是说我们在苦苦地为中国艺术开拓它的物理空间或者是社会空间的时候，你们在做什么?因为从整个七十年代末到现在为止，中国当代艺术都在寻找它的生存空间。
第二，中国当代艺术院作为国家所代表的一个院，承认它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大家担忧的是这样一个国家出面的艺术研究院，它本身和当代艺术的前卫精神是不是相一致，我觉得大家的矛盾是在这里，但是，我觉得这就要看这个当代艺术院对于这些作用的院士，他们之间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如果说这个院构成了对这些艺术家创作的一种严重的干涉，我认为这个院就有它的问题。如果这个院本身对艺术家在创作上进行严格地控制。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控制的话，大家对它的非议就是没有理由的。
第三，我觉得在现在所看到的主流网站媒体上，大家所进行的批判，主要有几点：
一、大家认为中国的一个江湖人士进入国家是不是正确的?我觉得在我们既往的过程中，既往的讨论或者是既往的思维过程中是不是存在一个问题，我们习惯了否定什么，就是否定一个现象出现的积极意义，而从来不去想它出现的肯定意义。其实我来之前是准备了一个提纲，就是我们为什么忘掉了肯定，我们只学会了否定。就是说无论你从哪个基点去出发的时候，当一种新的好现象出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只会众口一词地去骂。而这些骂的人，有利益的失意者，有在当代艺术做了很多年做的作品都很差的人。还有一批是吃不到葡萄，看葡萄酸的人，我发现有各种各样的人都在这里面搅成一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二、其实我觉得这个争论背后最深层的问题，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当代艺术本身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当代艺术它本身，它在做什么?是不是一个中国当代艺术研究院的成立，就动摇了它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大家这么躁动，就是说中国当代艺术界为了一个艺术研究院引起了这么大的轰动，这是不是中国当代艺术创作本身的基点有一定的问题，这是我希望大家思考的。
最大的问题在于对中国当代艺术院这种基于公共认同合法性的分歧
何桂彦：我还是比较认同礼宾刚才说的，这个事情应该说单纯地从肯定或者是否定的角度讲都不一定是对的，因为这是各个方面，很复杂的一个情况。可能你刚才谈的，就是成立这个艺术院是否有这种必要性，可能真正的矛盾在于可以说没有这个必要性，那么也就是说因为中国当代艺术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它之前都是一种民间的、独立的、边缘的，甚至还有某种对抗性，那么这三十年，它也是经过三十年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从这个角度讲，没有当代艺术院，当代艺术同样能发展;从这个角度讲，它可以说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如果咱们换一个角度讲，伴随着中国今天的崛起，这里面我注意到一个现象，除了当代艺术院成立以后，另外还有一个事件，就是中国艺术市场司他们也有推广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计划。还有最近这两天新闻出来一个中国在全球各大的电视台放了一个关于中国自身文化形象的宣传片，大概三十秒。
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从中国这种国家的文化战略角度讲，从一个国际的推广中国当代文化角度讲，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也是划时代。
就是咱们从正面去理解的话，它可以提供一个崭新的平台，它可以积极支援，它可以把一些当代艺术当中既有的一些好的东西，把它全球推广，从这个角度讲，它也是很有必要的。
刘国鹏：我首先得说我是一个局外人，因为不是搞艺术创作的人，我只是偶尔有一些想法的时候介入艺术批评和艺术策展。就像刚才几位提到的那样，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我对网上的爆炒和热议根本就不关注，但是既然这次专门以这种非常正式的方式让我表达一下自己的态度，我就稍微做了一下准备，这个准备主要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
另外我在谈的时候，我要把我的东西放在比较学术的规范之内去谈，而不是针对某些人，或者是去空发一些议论或者是牢骚，这样可能谈起来更有效一点。
我是大致地准备了一个提纲，我按照我这个提纲，把我大致的思路讲一下，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要谈一下中国当代艺术院在机构设置上的合法性。因为这个合法性，按照英文的解释，它一般有三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法律上的合法性;一个是政治上的合法性;一个就是基以公共认同的合法性。那么法律上最初的含义，习惯上讲就是指的是不是一个孩童，他属于父母已婚后生育的或者是具有合法婚姻身份生育的这样一个孩童的法律地位。所谓的非婚生还是婚生子女关系的问题，这个毫无质疑，因为中国当代艺术院它的成立是一个具有官方背景的，而且是一个学术机构，它具有一个法人的主体地位。
另外在政治合法性上来讲，在揭牌仪式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院长，党委书记兼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亲自揭牌，发表重要讲话，为当代艺术院的成立奠定了一个基调，也能看出来它在政治上也是具有合法性的。因为他既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文化官员。
我觉得为什么会炒得这么厉害?大家引起这么多的议论，那么多的争执，甚至人身攻击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对于中国当代艺术院这种基于公共认同合法性的分歧。就是说它没有被大家，尤其是二十二位艺术家自己所在的社会阵营，因为他们的身份全部是艺术家，并没有被这些人全部认同。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它的合法性是受到质疑的，否则大家不会挑起这个话题。这个认同，很多时候，我们要考虑他的身份问题，就是他是谁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讨论清楚的话，对它的本质特征就没有理解，可能会在他人的认识和眼光当中造成一种扭曲变形，从而把这个东西再强加给他，他从而接受一个不是他自己所愿意的一种社会身份，这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好的效果。
我自己觉得中国当代艺术院的设置有一些很让人觉得怀疑的地方，单从技术层面上讲，因为它是挂属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这个机构下面的，它是集实践、教学和研究一体的学术机构。如果说在中文上还有一些游戏空间的话，因为它们俩都叫院，但是中国当代艺术院没有提到它是学院，但是你在英文的翻译时候就可以发现它们两个都在使用同一个术语，就是academy，这个术语就说它们两个是一个同级机构，那么一个机构挂属在另外一个机构下面，其实跟它表示同级，就像有的人，比如程美信或者有一些人说的这是有点学术论文，这种表达法可能有点偏激，但是我觉得有它的道理，就是你这个机构设置上有问题。
另外就是说为什么要设置中国当代艺术院，我们怎么给它进行一个社会归类呢?所以我就做了一下比较，就是跟中国当代艺术院机构设置相似的一些社会或者是政府团体的一些艺术机构。比如说中国美术家协会，比如说中国文联，比如说中国艺术研究院，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这种文化艺术事业永远是在党的领导下，是跟官方身份、官方机构有非常深的，有的是直接隶属，有的是间接隶属，而且基本上都是由国家投资的这样一种复杂的身份。那么从今天公益社会的角度来谈的话，它都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公益社会团体。
比如说中国美术家协会，它跟文联都是1949年成立的，它成立当时的名字叫做“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这也都在网上有，我下载了一下，怕我到时候说错，因为都是一些技术性的术语。它现在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管。这就说明它的社会和政治身份，它是一个官方机构。虽然在它的宗旨里边可以看出来，它是由所谓的艺术工作者或者是艺术从业者也好组成的一个民间社会团体，事实上它在组织构成上就有一种官方身份。我觉得可能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当中才有这种比较特殊的社会团体的处理方式。那么文联也是相似，也是1949年成立，我没有查到它现在归属什么管理，但是它好像跟文化部是同级，它是一个部级单位，而且在它的成立宗旨当中，它的任务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就不全面复述了，大家可以明白它的定位是什么。
就是说，一个社会团体，它首先应该把它的政治，必须把党和国家的政治意志作为开展它自己工作的首要前提，这是在中国或者是社会主义国家比较特殊的一个现象。即使你不是党员，即使你可能对一些东西表示异议，也必须是这样的。这就是文化和艺术在中国的一个特定命运，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成立当代艺术院，它能否担负起它自己所主张的那些所谓的文化事业，或者是别人期待的那种当代艺术应该担当起的社会责任也好，用艺术改造社会也好或者用艺术服务社会也好，这种能力和宗旨，我觉得是应该受到质疑的。
我觉得艺术在中国当代的特定命运，就是因为我们的特殊的政治制度，它是一个党国，跟国民党时期在政治上有沿袭性，就是党作为国家的一个主体领导者，它在国家的发展方向、命运支配上有绝对的话语权。不管是不是属于这个党派，之内还是之外都必须按照党对国家的基本任务和基本路线方针的制定去配合它，去跟随它。
为国家充当文化大使或是国家文化战略的爱心大使，充当一个化妆师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艺术在这个时候最初是被定义为为人民服务的，它是一种工具。那么今天，我觉得随着中国三十年来的变革，不能说它跟原来是一模一样的，很多变化是有目共睹的，很多积极的效果也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说在89年之前，或者是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中国当代艺术的命运相对是属于被压抑、被边缘、被压迫的这样一个特定的地位或者是命运。那么在2004年当全球的艺术市场开始把中国当代艺术作为一个投资对象，纳入所谓全球艺术资本计划之后，当全世界所有的人把文化界和政治的上层阶级或者是精英阶层，把目光投向中国当代艺术界的时候，中国政府原来对它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从中国经济改革一贯的操作路线来看，政府对它的态度，我觉得很多人把它仍然定位在一个它能给中国的经济变革、中国的国家形象能带来一个有益的补充。就目前来说，中国政府给它的期待和定位是这样子的。具体到中国当代艺术院，我觉得就像刚才何桂彦也提到了这一点，当中国急速崛起为一个大国的时候，尤其是经济危机之后，中国被迫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的时候，因为在此之前，它还没有把如何成为一个大国，如何对这个世界承担你大国应有的责任和义务的时候，这个命运到来得太早了。应该说中国政府之前还没有做好准备去应对这样一个大的国家命运的问题，但是这个东西，因为经济危机，因为欧美的实力急剧削弱，这个问题提前到来了。那么中国政府其实在这些年可以看出它作出了非常大的调整，包括对很多国家的文化建设和国家整个命运的安排。
比如像孔子学院，中国艺术到现在，文化不能像原来那样只是取得一个被支配的，从属的地位，它要去正面地建设它、积极地推动它，从而为中国甚至中华民族整个的复兴做准备。比如孔子学院的成立，它一个很大的尴尬，就是在全世界，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所，大概的数字是80多所，成立这么多孔子学院最初是遭到西方一致的抨击和抵制的，因为这明显是延用了西方当年侵略中国的时候，殖民地时代所谓的文化侵略政策的操作机制，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用。用了之后，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孔子学院教给别人的时候不知道该教什么，除了语言，我们当代没有可以贡献给西方甚至人类的一些文化成就，这是我们最大的尴尬。我们教的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所谓的书法，所谓中国传统美术，中国传统诗歌，中国传统文学、哲学等等一些经典性表述，在当代里面我们几乎是零，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的，被大家一致认同的文化成就，这个是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尴尬。所以我觉得纳入到这个大的宏观全球视野中来看，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有国家非常深的一个文化产略的考虑。
这次我觉得让这些所谓的在中国当代艺术界，不管他原来的态度是什么，出类拔萃的所谓二十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头面人物出面，不管他有没有教学经验，不管他有没有研究经验，出面组成这样一个混合体，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为国家充当文化大使或者是国家文化战略的爱心大使，充当一个化妆师的角色。至于他能不能承担这个东西，另当别论，这并不重要，因为它是一个被贴牌的东西，它是一个符号。但是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中国的这种对文化战略转型的思考和具体的实施，仍然有它不足的地方，比如说你不能通过这种低成本的，仅仅成立一个艺术机构来把中国当代艺术圈进行一个转型、转化，让它为政府服务或者是为国家服务，你应该扎扎实实的，从文化战略的角度，从文化政策的角度做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切实可行的实施步骤。
比如说中国现在民间基金会的准入，把一些企业的税收减免，让它投入到文化事业当中，这样完成整个民族在文化艺术上的一个启蒙，或者是为它的复兴做准备，这才是政府真诚的态度。如果仅仅是把这些东西，跟中国当代艺术原来的紧张关系转化，希望发挥它的经济能量，希望发挥它的这种为国家建设的这种正面积极影响，仅仅通过这样一个中间调节机制，这样一个渠道，我觉得是比较一厢情愿的，甚至有点天真，就说这么多吧。
如果不是他们，你觉得应该是谁呢?
付晓东：首先中国当代艺术研究院的成立，这些院士的名单，因为我完全作为一个局外人，就是这个事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我们完全从一个局外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本身，当然它被网络和媒体炒得这么热，也是让我非常惊讶的，后来想这个也是合理的，我说一下我在外面的看法。
首先，原始的名单是非常合理的。这些艺术家，比如说他们或者是在商业上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比如说里面有F4，有这些卖得最贵的人，同时也有参展的资历，比如说参加卡塞尔、威尼斯这些参展资历最好的艺术家，可以说是如果选择他们来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代表是有一定的客观性的，看起来是让人很舒服的一个名单。至于他们成立艺术院，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它合不合理，有没有必要性，而是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你想一个阶层或者说一个阶层的人物，当他获得经济上非常大的实力，有信心了，那么他在文化上又有比较突出的贡献，那么最起码他有很多的学术展览作为一个评价的指标。
他们获得一个政治上的身份，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而且他必然会提出这个要求，不是他们自己主动提出的，就是这个社会的身份，或者是这个院士落到他们身上是非常正常的。如果不是他们，你觉得应该是谁呢?
另外，比如说刚才大家也都谈到的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国际上的影响，以及相对应的对中国文化上的要求，实际上现在所谓的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一个地位的对比，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是依附中国的经济实力，它并不是出于中国的文化在国际上作出多么卓越的贡献，或者是在政治体制上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模式，并不是这样的，完全是它出于一个经济实力的对比，更多地是这种对应关系，以至于带动它的软实力并获得国际地位的提升。
同样，在国家政治上是这样的，对于当代艺术不同的团体，也是这样的。从当代艺术的构成角度上讲，这个都没有什么意外。那么为什么它会得到非常大的媒体关注?比如说陈丹青出现质疑招安的说法，我觉得这个也非常正常。因为这些艺术家，他们每个人都是比较崇尚独立精神，有一种比较充分的自由人格的表达，我觉得不但有一个陈丹青，可能再多几个也很正常。因为之前每个人，他们很多人都是属于艺术界的江湖出身，他并不是像以前的那种体制机构，一层、一层的，比如说副处生正处，什么副部升正部一层、一层上来的，他们可能一直在江湖里面，这种个人的人性、人格发展得都比较充分。
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太适应体制化一致性的统一要求，他有更多的说法或者是有更多个性化、个人化的自我言说，这个是太应该了。比如说像萨特也拒绝过诺贝尔文学奖，像法兰西院士也有人拒绝，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不是说有一个人拒绝了，就代表整个机构完全没意义。他拒绝了，代表了他个人的立场，这个立场我也觉得很牛，也是一个值得赞赏的个人立场。
他只不过是提醒大家不要被招安什么的，我觉得这些都太正常了，而且这种声音越多才是越好的，才更符合当代艺术院士每个人非常强壮的独立人格。因为目前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处于一种比较失语的状态，他更多地是顺从或者是比较配合体制化的要求，或者是媒体文化的生产，就是他变成了官僚知识分子，或者说是一个媒体知识分子，完全是合作的一个方法，绝大部分人都是尽量回避去说一些真话，或者是更加低调地去谈论自己的主张。我觉得陈丹青在这个时候，包括邱志杰他们立场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这个真是中国非常需要的声音。一个多元化的，非常自由的声音，不管是从任何角度来讲，我觉得都是很有意义的，我大概是这样看这个事情的。
为什么说我们二十一个院士里面没有看到一个像萨特这样拒绝的人?
刘礼宾：刚才我最后说的一点，我没有看到补充，我希望这一点有所补充，哪一点呢?还是近三十年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思维倾向到底是什么?刚才我还说了，为什么会在当代艺术界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因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下面有中国雕塑院，中国油画院，中国国画院，都纷纷成立。为什么只有中国当代艺术院引起这么大的争论，其它都没有什么争论的。现在有一种质疑，就是说当代艺术圈是不是应该跳出当代艺术圈，包括高名潞也说，当代艺术圈是不是太圈子化了，是不是太小众化了，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本身的创作基础到底是什么，它本身反思状态的立基点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说我们二十一个院士里面没有看到一个像萨特这样拒绝的人?
可能在这些谩骂声中，我们听到的是一种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是说完全和他们抽象化的政府和国家相对抗的立场，去谩骂这些院士。那么他们可能在另外一个过程中是把中国前卫艺术的立基点放在一种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你比如说解构天安门，解构意识形态等等这样的立场上，大家认为，中国当代艺术是这样一个脉络走过来的，其实如果我们细细地去看的话，中国当代艺术有很多的脉络。我觉得在形成这样一种截然分明的黑白对立的评价观的时候，肯定在这里边是发生了问题的。
丁晓洁：我觉得刘礼宾还有晓东说得非常好，就是这种二元对立的出现，它究竟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声音?可能很多人由于这样的一个原因会产生一些质疑，就是这个机构并没有说到底能够做什么。因为这两年我们经常会听到什么、什么院成立了，包括前一阵子都知道高名潞当代艺术研究所的成立，还有北大视觉文化研究所等等这样的一些机构，但是大家并不是特别清楚，他们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那么各位嘉宾，你们认为中国当代艺术院成立以后，这个机构应该发生哪些作用?应该起到一个什么样的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就是说它具体的功能是什么?还是先请王春晨先谈一下你的看法。
王春辰：其实说起来，大家还真是不了解这个研究院，当代艺术院的情况，它仅仅是叫做中国当代艺术院，没有加“研究”两个字。本来中国艺术研究院，强调的是一个“研究”的性质或者是更强调一种学术的性质，而作为当代艺术院，当然这是一种姿态，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肯定，就是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但是未来做什么，我们肯定不知道，因为我们也不是参与者。如果说是从一种对中国近三十年艺术发展的判断，从另外一种脉络中的判断想给予学术上的研究、肯定，哪怕是提出问题，可能当代艺术院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从这二十多个第一批的艺术家进入之后，又给他们一个称呼叫“院士”，是不是因为从学术体制来讲，院士必然是跟研究有关的，跟一个学术长期的积淀有关，而这里面大部分都是艺术家，或者全部都是艺术家，他们是不是要承担这样一个学术的工作，我们就不知道了。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过程中，其实还是离不开重要的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者参与，但是这里面并没有把这些人选进去。当然大家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讨论很多的问题，所以说，未来是怎么样，我们只能说看一看，当然事情有总比没有好，但是怎么办，恐怕要看未来。
至于说个体，因为不是局内人，所以我们自己还是要做自己的本职工作，比如你要从事什么研究，从事什么样的批评或者是从事什么样的创作，还是要跟自己作为个体来说，严格地来讲跟研究院还是没有太多的关联。唯一很遗憾的是中国当代艺术院成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理论家和批评家。
何桂彦：我是觉得为什么说今天大家对中国当代艺术院提出这么多的质疑或者是批判，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真正判断中国当代艺术院这个事情的历史意义和它的价值到底会怎么样，其实也就取决于他们今后会做什么样的事。它在接下来以后，在具体的组建或者是后来的工作当中，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学术态度去做这些事，这才是有了这些事实以后，对它的判断才能更为地客观，更为地公正一些，角度更公允一些，我想可能有几个事情，从我个人的角度肯定是比较有意义的。
第一个，对中国三十年，中国当代艺术史的梳理和研究，这是有必要的。因为之前也有一些学者在研究，但是学者的研究跟机构力量的研究，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他的资金、他的人员配备，他的事业，他的整个书写的叙述方式，这是有他的长处的。
除了梳理和研究，还有一个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推广。我说的这个推广不是简单地像今天这种把它划在文化产业当中，不是一个纯粹经济的考虑和各种既得利益的考虑，而是真正从国家文化，以及中国的当代文化建设角度去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主要还是在经济上，经济上可能是跟我们中国的国情有关系，因为十亿的大国，首先要解决经济和基础建设的问题，换句话说，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建设相对是滞后的，而且八十年代初又开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换句话说，我们对西方的文化，对现代主义文化(从官方的角度来讲)，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警惕的，或者说也是在一个很小的阶层当中才有这么一个态度。我觉得这种推广工作，也是很重要的。
第三个，这些艺术家本人他们的创作，就是他们这种创作的一个呈现，我想就是梳理、研究一个艺术家独立创作的方面。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春辰谈到的，就是说这里面，我觉得唯一很遗憾的就是中国当代艺术院成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理论家和批评家。中国当代艺术的成就，从今天来讲，如果没有这些批评家和理论家在各个时期所作出的贡献，那么今天的成就是会打折扣的。
换句话说，当我们以一个很高调的方式来肯定这些院士们，肯定中国当代艺术取得成就的时候，为什么把他们忘了?把这些曾经做过贡献的批评家、理论家，把这些从八十年代“新潮美术”以来到九十年代初，这些重要的人物，为什么没有把他们放在一起。
我注意到当代艺术院官方的文本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研究”。那么这个道理很简单，艺术家和这种研究，我们从二十二个院士的名单来看，他并不是我们普遍接受的研究者的角色，这个研究怎么来体现，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体现，这种研究跟中国当代，跟中国艺术院研究所的研究有什么样的区别?他们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还是需要看他们以后所做的这些事情，才能给一个判断。谢谢!
刘国鹏：我又不是院长，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真的无法预料，我只能谈点感想吧。为什么文化艺术有这么多领域，只有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激起了波澜，我觉得有意思。为什么呢?中国当代艺术在过去三十年当中，其成就相比其它文化艺术领域来讲，它的成就最大，它的独立性最强。艺术家所体现的人格，他的那种作态，相比其它来说，我觉得其它领域都比较软弱，甚至是沉默，甚至是被动地接受。而中国当代艺术更多地体现了一种艺术应有的独立姿态，包括它的实验性、前卫性和它对艺术的维护。这个不能光从它的经济上的成就来判断，它的坚持是一贯的，就是从八十年代以后，这个坚持是一贯的。虽然经历了很曲折的命运，被贬损、被边缘化的命运，但是我觉得一直在。
而当这批人，所谓二十二个院士，其实很多人当年都是体制的不合作者，或者是持不同政见者，这些人吃过很多苦。当这些人现在堂而皇之成为官方学术机构一员的时候，才是真正让大家感到惊讶的一件事。按理他们应该不会参与到这里面来，但他们都表现出很愿意接受的样子，很享受的样子，也都没有拒绝。虽然说他们很多人其实没有研究能力，也没有学术能力，也没有教育能力，但是他作为艺术家可能是优秀的，因为人有多种特殊的才能或者是身份。
我觉得这主要是因为这个都不是他主动选择的结果，他是一个被动接受的结果，就是国家在发生变化，政府看到了当代艺术在国际上的巨大的影响，看到了其它的，比如说现代化比较前发的国家，我们属于现代化后发国家，现代化转型过程当中实现比较好的国家，他们的文化和艺术的推崇与接纳，我觉得中国政府是有意识地在向这个方向发生转型。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首先是要主动地去跟那些最具有叛逆气质的，或者是最具有独立性文化艺术的某些群体去打交道。那么当代艺术院当然只是揣测，我觉得有这种背后的考虑在内。至于它将来是不是能承担起一个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系统梳理、分析、推动与国际化交流这样一个巨大的使命，我只是表示怀疑，但是能不能做到，我不知道。
王春辰：我做一点补充，实际上当代艺术本身就是一个概念非常模糊的概念，关于什么是当代艺术?哪些东西可以被归类当代艺术?其实在这些年讨论得非常多，开了各种研讨会，中国的、国际的，这都没有定论。所以为什么这次引起这么大的争议或者是热议恐怕也跟这个有关。很多人觉得为什么我这个就不是当代艺术?为什么非得是那些人做的才算当代艺术?本身在国际的领域内，这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当然充满了争议，就意味着有它有内在的东西在里边。
反过来说成立当代艺术院，如果是重点在研究上，作为研究者来讲，不一定非是挂名当代艺术院就可以研究，那么艺术研究院本身就有美术研究所，它就涵盖了中国近现代，乃至于历史的研究，是不是这有一个重复的，当然我们不知道。但是作为研究来讲，任何部门，任何感兴趣，有这种学术抱负都可以研究，不一定真正是当代艺术院的，如果仅仅是限于创作，那是另当别论。如果作为研究来讲，肯定不同领域，不同专业，北大、清华、艺术研究院、社科院，全国其它各个学术机构都可以研究，不仅仅是限于一个当代艺术院。所以说一个是大家不了解它具体成立的初衷或者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就这个事本身，好像是集中的一批人，做了一个姿态，大家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但是从我们自身来讲，有没有这个研究院，我们每个人都会关心、关注的，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分歧点。
刘礼宾：本身设立的结构，关于这一点我还没有什么想法。
丁晓洁：你认为它将来应该做哪些工作?
刘礼宾：刚才我有一个隐含的问题没有说出来，其实我们现在关于中国当代艺术院的讨论，你会发现它是“中国当代艺术研究院”。在中国当代艺术院，因为它前面是冠名“中国”二字，就是在中国这种语境下，能够冠名“中国”和“中华”二字的机构是非常少的，特别是“中央”和“中国”，这样的机构，就说明了一个认同问题。
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梳理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当代艺术它本身的文化艺术发展逻辑和二十世纪整个中国的民族和国家诉求是不是有一种拧巴的关系，因为我最近反过头去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现在我在想，如果我要去做批评，要发言的话，这背后就有一个立场的问题。那么伴随着中国在迅速腾飞的情况下，它需要各个方面，比如说经济的、政治的。政治在进行积极的变形，经济在进行积极的推进，文化上它想整合各种各样的，有可能的资源树立中国的文化形象，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应该做的到底是什么，你应该做的是不停地去解构国家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说不停地在充当一个愤青的角色，还是说在这个角色中要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想的问题。
我想这也是现在每一个要说话的人都要先想的事，就是说你要干嘛。昨天我在北大做一个研讨会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如果后退一百年，如果康有为看到现在中国的样子，看到它的独立性和自强的话，那么他的态度会是什么?如果我们完全是以解构的方式思考我们国家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那么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如何看到它一百五十年的发展历史，它如何在追求自己的强国之梦，如果放在这个大的视野里面，这样一个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
丁晓洁：付晓东，你最近这两年做过很多展览，从你做展览的角度上来看，你认为像中国当代艺术院这样的一种机构，它对策展人的实践活动，应该起到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付晓东：实际说到当代艺术研究院，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更多地是它的一种象征作用，就是象征意义上的问题，就是它的名单，组织框架。至于它到底能起到什么样实际的作用，我觉得在99艺术网之前对这些院士的采访来看，目前即便是这些院士，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
换句话说，这个事件本身是非常有意思的事，通过每个参与在里面的人的言说，可以看出他们自己的立场，包括这个事件的发生，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征兆。不管是从大的，或中国对当代艺术态度的变化上来讲，以及每个艺术家在这个里面自我的表现，如果退出来看都是很好玩的，是很有意味的一种文本。
至于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即使在职的这些院士，在我看来，他们也并不是抱有什么特别大的期待。比如说在你们的采访里，好像是叶永青老师会说：“这个要看秘书长和主办，就是你们以后院长会如何去操作这件事情。”在这个角度讲，这些大牌艺术家，他们作为院士，依然还在强调自己的独立性，就是他保持一种非常清醒的合作，或者并不是很拒绝地保持姿态。这个关系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基本上代表了这些当代艺术家，非常有代表性人物的一个状态。
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对体制或者是体制运作的某种东西，并没有太的热情，参与的热情或者是期待的一种热情。目前大家来看，都没有寄予什么特别大的期待。我觉得更多地是一种象征意味的，比如说是肯定的这些艺术家的创作，创作经验或者是他们所做的贡献。至于到底能做什么，我觉得象征意义也很重要。
王春辰：这个肯定是好事情，好事情就意味着中国整个社会能够接纳一种所谓的当代艺术，包括这种艺术背后所代表的这批艺术家，这个可能是远远大于事情本身，这有意味着中国今天的社会，还是能够多元，能够接纳、容纳，又意味着在文化上的一种开放的姿态。本身来讲，这些艺术家成为院士，也不是一个机构里面固定的人员，他的关系肯定相对还是松散的，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松散关系，肯定不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研究机关的组织关系。
付晓东：我觉得整个事件本身表现了中国的艺术体制不再是铁板一块了，可能这种体制的螺丝钉也开始有一些松动，容纳了很多不同的声音和不一样的元素进来，在以前很多的情况下，不同的艺术政见或者学术主张，完全是代表着绝对的对立。可能人都是非常好的，平和的人，如果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基本上是你生我死的情况，这个对立关系是很明显的。现在这种表现，应该说，实际上只有当持有当代艺术比较高水平的人，他越来越多地在政治界、文化界发挥一些比较重要的作用和比较重要的声音的时候，我觉得整个的环境会和以前不太一样。
【编辑：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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