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还有三年的时间行将结束，如果要问在过去七年里，中国当代艺术是否有较为明显的特征或者与八十年代相比是否有明显的变化，我认为可以简单地用一句话来概括：艺术的研究对象从本体论转向方法论；艺术的思维方式从线性方式转向网状方式；艺术的语言风格从外借拿来转向个性化的重铸重造；艺术创作的活动方式从集群运动转向单个个体的操作。

　　我们所走过的这七年，继八十年代重在解决艺术是什么这个问题之后，着重谋求的是艺术是怎么样的这个更深层问题的合理性，换言之，是如何还中国当代艺术以独特的血与肉的艰难问题。从政治波普、新生代玩世写实主义对八十年代偏重观念更新和思维方式的理性批判进行反拨，并对当今世界范围内既有的饱和状态的艺术语言范式做最初浅的再创造尝试，到这样的尝试进一步在随后的几年里突破架上艺术的局限、拓展到以装置、行为、观念、影像等各种综合性实验艺术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城市的燎原之火，我们或许会发现中国当代艺术形态的演变发展，的确体现出上述四种明显特征，而同时又无不与八九年之后市场经济模式的全面运用从而使意识形态矛盾斗争向日常生活经验的生产消费与矛盾关系这一社会背景的转变趋势保持着同步的关系。对意识形态的直接或间接关注、对人生观的剖析，对社会问题的批判，对认知方式的哲学观念探讨，这七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在艺术与社会与文化甚至与艺术本身的本体实质诸方面，可说是层层设题，处处讨论，面面关注，唯独对每时每刻发生在我们身边和身上的日常生活现象和经验缺乏直接的面对和完整的把握。

　　早在本世纪上半时，西方哲学的研究重点开始转向对日常语言的研究，随即对整个西方的思想界学术界产生了覆盖性的影响并波及到西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冷战结束后当今世界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文化上朝着多极化格局发展，就中国而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基本结束使得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中的单元成了单个的个人。尤其是在中国南方的珠江三角洲一带地区，这里是开放改革的最早实验基地，政治指令和文化诉求是通过传媒和日常生活而被单个个人所有效接受的，而传媒和日常生活与单个个人发生的相互关系最主要的就是生产与消费关系。一旦政治指令和文化诉求是通过消费与再生产而进入人的日常生活经验，那么单个人的趣味取向在社会政治与文化的生效上也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个人与文化与政治的相互关系进入了相互沟通和对话的层面。

　　被黄一瀚、冯峰、田流沙等艺术家定名为“卡通一代”的生长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中国南方年轻人，其对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的价值评判和取舍，正是在日常生活的消费方式中完成的。由于在地缘上、人缘上甚至血缘上与港澳及东南亚的密切联系，日常生活的生产与消费的商业气息十分浓厚，因此在这一带滋生出缺乏形而上精神的泛理想主义意识（即顺从日常生活的享乐意识和时尚意识）是自然不过的，它与中国北方城市中政治指令、文化诉求和消费心理的喜忧掺半，各执纷争，形成了鲜明的差别。这反映出在中国这样一个东西南北各部经济发展速度各不相同的大国，向日常生活经验的生产与消费矛盾关系转变趋势的进程和速度也各不相同，南北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政治和文化的日常化和生活化的大趋势却是共同的。正因为如此，黄一瀚笃信：“南方的今天就是北方的明天。历史已证明，南方之路是对的。南方的问题应是中国的问题。”（注1）

　　生活过或去过南方沿海开放城市的人，会强烈地感觉到这里的年轻人在服饰装束、价值偶象、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表现出的中性化、非自然化、幻象化、表面化和流行化甚至数字化的倾向。发生在年轻一代身上的这种鲜明的特征，的的确确与南方地区已显成熟的新经济模式和商品消费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这种现象如此集中、鲜明地发生在南方城市的年轻一代身上，黄一瀚等人所作的艺术活动和提出的主张我认为并无意于扮演道德标准和文化价值的仲裁官或评判员，因为当道德标准和文化价值在新的时空中面临新的情况时，简单地褒贬和取舍就显得隔靴搔痒。我倒更原意把黄一瀚们的取名“卡通一代“的艺术展示活动，视为对这种现象的集中呈现。从大量的装置、现成品、工笔画、油画、文字说明材料里，似乎艺术家们表现出对流行事物即兴的认同和强调其中的乐趣性质，偶而甚至把它过分美化一番，而这无非是要使这些有形的物体和具体的资讯，成为思想的刺激媒介，刺激我们思考物体和资讯彼此间的关联，我们和它们的关系，并进而使我们从对它们的兴趣，转移到对艺术家黄一瀚们的态度、计划、工作过程的兴趣上来。在精心布置的展出空间里，欢众们在熟悉且有具体形式的大众化物体和资讯面前，品味、把玩甚至动手参与组合、移动它们，在脑海里自己去自觉不自觉地纠正或颠覆自己与以该物体和资讯为代表的外部世界的熟悉且日渐僵化的联系方式，并在恢谐的会心沟通中收集时空经验，现场感受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使关于经验的方式和关于行为的方式进入自己的意识。这种类似寓教于乐的艺术传达方式是否是黄一瀚们所提出的“卡通一代”的生活态度的最佳视觉提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黄一瀚们身处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南方城市，深感南北经济文化在相同的大背景下存在着时空上的前后差异性，并试图从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探索脉络中，确立南方都市文化在九十年代当今中国艺术从意识形态情结向日常生活经验的生产与消费关系分衍、转化进程中的领先地位。

　　不管由于地域形成不同团体或由于意见分岐而形成不同圈子，彼此有多么的不同，在顺应艺术的当代发展趋势面前，却有着共同的特点，即使用所有可能的媒体。黄一瀚们选择的媒体是南方城市俯拾皆是的大众流行符号和器物及资讯材料，其构筑艺术形式的目的在于远离既有的封建式的艺术习惯和训戒，但其结果却不是或者说拒绝成为一般意义上的“作品”，因为这些媒体不过是刺激观众思考的媒介或者说刺点，它们是观众超越于其之上并拓展意识的工具，也是观众与艺术家沟通，理解艺术家的想法、意图、计划和实施过程的通道。从这一角度看，黄一瀚们甚至其中的每个单个的个体艺术家，所做的是用带有个人偏好的媒体集合方式，重组南方城市社会日常生活经验的某些方面，从而由里（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线性题材反映论）及外（商业社会日常生活的经验），为中国当代艺术走向多元化、个性化和时代化，提供了可资参考的一维。

1997年6月19日 北京
（原文发表于湖南美术出版社《卡通一代》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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