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东绘画的日常生活“场景”
管郁达
将电影、戏剧中的“场景”(SETTING)一词用之于赵晓东的绘画,主要是指他作品中由人物活动和背景等构成的各种场面,也泛指艺术家在重庆城乡结合部郊区生活中精心捕捉到的那些特定的、令人难忘的、艰辛而有尊严的日常生活情景。
电影的画面当然需要很多场景,并且每个场景的对象可能都是不同的。与拍记录片的方法有点相似,赵晓东的绘画可以将多个场景中的动作组合成一个连贯的图像叙事画面。当我们开始要阅读赵晓东的绘画时,都仿佛是在第一个场景中开始,而场景的数量是没有限制的。这就使他的作品看上去更像是一部关于重庆郊区农民工日常生活的直观现场记录,也具有了某种图像社会学研究性质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日常生活是直观的、琐碎的、重复的,是无可挑选与回避的。日常生活是可被直观到的平日事物的整体,这本身就是一个被直观到的事实。这是赵晓东绘画中的日常生活最基本的特质,日常生活的其它特质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那些农民工们每天吃饭、工作、睡觉。日复一日,在固定的时间重复同样的事情。对生活存在的感知淹没在茶、米、油、盐、酱、醋和繁琐的日常事务中。与影视图像中展现的生活内容相比,赵晓东笔下那些小人物们的日常生活是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可以直观的一个平面,人却在这样的平面中被发现和被创造出来。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当代艺术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对日常生活的表现。艺术家在画布上临摹日常生活场景和生活细节。这些画家从以往只表现革命、国家和历史题材的传统中走出来。画家罗中立在他著名的《父亲》中刻画了一位饱经沧桑的中国农民。下里巴人的苦难形象突然之间闯进了从前挤满领袖、人民和解放军的高贵殿堂。刘晓东更是在自己的作品《三峡新移民》中展现劳动和迁徙的场景。李占洋的雕塑和陈卫闽的绘画都把表现重庆日常生活场景作为自己艺术创作的中心,从而使他们的艺术具有某种类似“浮世绘”般的现实感与现场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赵晓东开始确立了绘画“日常主题”的风尚,用一种记录写实的手法关注人们日常生活的一切,其创作充满了日常生活的韵味和格调。
在赵晓东的绘画中,日常生活被赋予一种新的表现形式,由此凸显出日常生活的意义。他认为日常生活就是艺术。日常生活的一切物品似乎都可以成为艺术品,日常的噪音也能成为音乐,日常生活中的人可以成为模特和演员。审美趋向于日常生活,这样日常生活就被审美发现了。在他新近创作的《能者多劳》、《年猪》、《公元2010春运》这三组作品中,重庆郊区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场景以一种诗意的、真实的方式重新再现出来,与十七世纪荷兰小画派们的艺术家相似,赵晓东的这些作品体现了一种人文主义的道义力量和对卑微事物的关怀,极大地拓宽了现实主义艺术表现的深度和广度。
在以往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中,日常生活通常被视为一种烦琐无奇的、微不足道的、无关紧要的东西。对日常生活中的凡人琐事,经常是不屑一顾乃至于嗤之以鼻。这种纯粹思想与日常生活感性世界的截然分开,其实就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异化现象。因此,文明人类尤其现代人类思想与生存最深刻的异化表现,就是艺术脱离日常生活和理性对日常生活的强制。正像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所说的,“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艺术和理性对日常生活的驾驭与控制已经掩饰了日常生活的本来面目,所以我们应该重新反思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并在一种审美的意义上重建它们之间的联系。日常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剩余物,即它是被所有那些独特的、高级的、专业化的结构性活动挑选出来用于分析之后所剩下来的“鸡零狗碎”,因此也就必须对它进行总体性地把握。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也认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是通过日常生活小事实现的,社会的本质依存于人的日常生活小事,社会关系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会产生出来,人也是在日常生活小事中被真正塑造和实现出来的。
所以,赵晓东这类艺术家对日常生活场景的表现并非仅仅只是一种观看方式的转移,它还具有一种“文化革命”意义上的范式意义。 “文化革命”是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创造性融合,是一种全新的充满生气活力的生活风格。 “文化革命”不能仅仅被想象为美学的,它不是建立于文化基础上的革命,也不是文化自身的目标;文化革命的目标与方向应该是创造一种不是制度的而是生活风格的文化。无疑,赵晓东的绘画探索正在坚定地指向这一文化目标。
2010年5月20日于大理洱海
【编辑:霍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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