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海到黄浦江

1993年，我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租了一个带院子的画室，大概20平方米。窗外有棵像老人背一样弯曲的枣树，周围被葡萄架包围着。每年的4月——10月我就在枣树下画画，《葡萄架下的少女》、《阳光灿烂的日子》、《一个星期五的下午》都是在那儿画的。我在这个小院里努力完成大学时期没时间完成的课题：外光的研究。
 

1998年，我搬到了西三旗，于是就从“小院”上了“楼”。突然离开了习惯的写生，竟一下子不知道画什么好了，1998年——2000年间的作品，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也只有几张，像《乐园》系列、《观鱼》等等。也就是从这个时候，我开始利用照片和图片进行创作了。
 

1999年，朋友东子在后海开了一家工艺品小店，门口也有一棵像老人背一样的树。那时候我闲的没事就常去，在那儿总能见到有意思的人，比如摇滚歌手何勇、喜欢独自爬5000米以上雪山的小于、拍纪录片的张跑。我跟小于说：“你喜欢高度，我喜欢深度。”但事实上后海一点也不深。记得那时老骑着车转悠，在水边拍游泳的人。有一次，我在银锭桥附近拍照，有两个正在游泳的人突然停了下来，抬头对我说：“哥们儿，别老拍了，给我们留一张啊。”他俩站在齐腰的河水里，露着的又大又圆的肚皮在阳光下反射着光。嘿嘿，吓了我一跳！
 

那时候画的就是自己生活的写照，是在东子小店里坐出来的灵感。青春的光芒只有倚靠在岸边的栏杆上才有安全感，手中打火机的火苗是心中不灭的希望。《打火机与绿茶》、《夏日暖洋洋》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作。前年我当了父亲，再次画后海就变得厚重温暖了，有的几近抽象，像罗斯科一样。画后海的同时也开始画北京其它地方的风景，比如《长安街》系列。这些风景几乎全部发生在夏天，并且阳光高照，我想这一定和以前我的“印象派时期”的写生有关。现在我还常常在阳光特别好的日子拿着相机，骑着自行车到处狂拍。哪天你在路上看到一个背着G10相机，在太阳底下兴奋地蹬着变速自行车的毛头小伙子，没准儿就是我。
 

2003年，非典过后的后海有了太多的酒吧，东子就关了小店，搬到云南大理过嬉皮士的生活去了，我们那一小撮人的“乌托邦”也就消散了。偶尔在河边能碰到画水墨的朱伟，骑着小车，顶着大脑袋锻炼。今年五一在迷笛音乐节上又听到何勇的《钟鼓楼》时，想起了那段日子，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几年前，好友赵力就建议我画画上海外滩，那时也做了些准备工作，但一直没有动笔。我对上海的记忆都是片段的：大白兔奶糖、三毛流浪记、七十二家房客、杨青家吱吱响的木地板以及印着外滩建筑的灰蓝色帆布旅行包，此外基本茫然。直到今年，李旭再次提起，我才有了做这个主题为“双城记”的展览的动力。
 

我父亲是江苏人，两个表妹就住在离上海只有30分钟车程的昆山。2000年的时候，我在表妹家住了半个月，这期间我在跟北京景山公园差不多大小的亭林公园画了半个月的写生，一个帮亲戚卖茶水的小姑娘成了我的模特。每天下午的2点——4点就在凉亭里画画，这也算是研究了江南的外光了。与北京不同的是那朦胧中一闪一闪的亮光，犹抱琵琶半遮面，像极了颜文梁画的上海某公园一角，还有陈逸飞的水乡。这里的树也小了许多，没有北方的艳阳高照、大刀阔斧和一排排笔直垂天的大杨树。对上海的感性认识渐渐开始形成。
 

上海是中国油画的发源地，20世纪初，西方美术在上海租界的影响十分深远。刘海粟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98年前就开办了，是他把“印象派”带到了中国，对于像我这样从“印象派”中走出来的画家，上海是个内心深处有莫名亲近感的城市。
我将这次展览设定为：上海部分以夜景为主，北京部分以白天为主——这是我的主观认知。上海之美是深藏在这座大城内部的，越挖掘越深刻，而我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了解和体会，只能捕捉那些“浮光掠影”，也没准儿有更好的效果。我并不觉得画好一棵树就能代表森林，但是对一棵树的专心描画，同样也是对森林的敬意。
 

“与其思考，不如感受”是我艺术创作的主旨。作品题材全部来自我的生活感受，只要是美好的、让我身心适意的，都会拿来“为我所用”。我不懂什么高深的道理，只是内心对“美”有刻骨的触感。马蒂斯说他的画是“安乐椅”，假如我呈现的也是这样的椅子，能给你提供一点愉悦和抚慰，我就会很高兴了！

【编辑：霍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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