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摇滚乐是从我开始的

记者：当年你从上海来北京就是为了做音乐？

左小祖咒：可以这么说。我是1993年从上海来北京的，大概是5月底6月初的样子。之前在上海呆了3年，那时候卖拷磁带，就是你给我一盒空白带，我给你录一盒磁带，给你印个封皮，收你几块钱，之后也卖打口磁带，到北京之后，我就不打算再干这个活儿了，我得做自己的音乐。乐队的名字我在上海的时候已经想好了，就叫NO。为什么叫NO呢？因为人们在很多时候都可以说：“NO！”而我要做的音乐，也应该是一种很有意思，而且是一种和当时的一些乐队完全不同的东西，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文化内涵上都是截然不同的。

记者：我不懂这个“不同”是什么意思。

左小祖咒：我一直在钻研各种乐器的不可能性，包括提琴和贝斯，我要把所有这些乐器的不可能性给组合到一起。开始搞音乐的时候，大家都去扒带子，我没扒过。我干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比如带子里的歌用的是吉他，我就想，提琴放在里面是什么样，于是就在听歌的时候玩提琴。我更看重音乐的色彩，旋律与和声只是些细枝末节。我们出来的时候，有人说我们是朋克，但我拒绝这个称呼，因为我搞的不是朋克，也不是金属，而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摇滚乐，或者说我搞的是一种杂种音乐。

记者：还记得第一次进录音棚时是什么状态吗？

左小祖咒：1994年的时候吧，我和几个人花了两天的时间录了一首《无解》，收在一张拼盘里。那是我第一次进录音棚，我们乐队的成员都是第一次录音，鼓手告诉我他很紧张，于是他喝了点酒，以为这样就不紧张了，结果喝高了，第一天干脆就废掉了。这首作品其实我并不满意，但它也体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那一年我接受香港一位记者的采访，当时我们一张唱片都没有出过，我就告诉他：“中国真正的摇滚乐是从我开始的。”我起码可以说，中国摇滚乐是从我开始才有了多样性，更多的人还都在可能性之内做自己的事情，而我是在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可能有些艺术家在一个很小的局部做出了一点颠覆，而我是全盘端，根本就不在套路里面。

记者：沿着这种可能性走下去，你觉得自己走得还算顺利吗？

左小祖咒：怎么说呢？比如说2001年，我已经有了一些名气，一些媒体隔三差五地对我也有报道，有一群年轻人也很喜欢我的音乐。可是我的生活出了问题，连房子都租不起了。那种感觉很奇怪，如果朋友找到你，觉得你出名了，“请我吃个饭吧。”我要说我没钱，人肯定觉得我装蒜。而且我的很多好朋友都不敢来找我了，他们觉得我已经做得很好了，买了洋房，过着优越的生活，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几年后，我说起我当时的生活，他们都很难过。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说“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的原因，这种事情是没办法说的。

2003年我创作了《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其实也是概括那几年文艺圈现状的一句话，那时候有相当一大群人迷失了，还有很多本来喜欢文学、喜欢摇滚乐的年轻人开始离弃了这些东西，去干其他的了。这让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感觉。但是，没有人帮得了你。

记者：可是你一直坚持了下来，而且目前过得还不错，又写书又开演唱会的。

左小祖咒：《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这个唱片发行之后，大概过了半年的时间，开始有人来找我办事情了。有一些主流歌手开始找我写歌、做唱片，还有一些策划上的事情也找上门来了。这个过程是一点一点体现出来的，好多人都是靠一首歌就火了，可是我没有。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发现我的运气被硬生生地给扳回来了。第二年，我竟然买了一个大房子，然后还结了婚，搞了个很恶俗的婚礼。之前大家都觉得我是个瞎搞的，是一个在音乐上毫无建树的人，本来是写诗的，却跑过来做音乐了。再之后，2006年我发行了《美国》，这张唱片主要是朱文的电影《云的南方》的电影音乐，还有为贾樟柯的《世界》写的“乌兰巴托的夜”。

编辑：李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