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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初秋，曾梵志身在上海，那里的外滩美术馆正在进行他20年作品的回顾展，为此他筹备了整整两年。
在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谱系中，曾梵志是个很难归类的人。尽管比起艺术界的“F4”他更加年轻，但也同样亲历了艺术界躁动不安的变迁历程，见证了艺术家如何站到时代中心并成为其中不可缺席的主角之一——从“协和”系列、“面具”系列、“肖像”系列到完全抽象的“乱笔”系列，包括他在回顾展中首次推出的雕塑和装置作品，不难看出，他一直在不断归零并重新上路。
伴随着中国当代艺术从昔日的先锋与实验蜕变为主流和市场，曾梵志的名字也当然地和“天价”、“千万”这样的字眼联系在一起。他的画在拍卖会上屡创新高——最新数据显示，在全球知名艺术网站Artprice新近公布的2010年度当代艺术家拍卖价格500强中，前50强有15位中国艺术家，曾梵志排名第8，中国第二。
这种“艺术热”无疑衬托了更丰富的社会现实——中国经济和商业消费的奇迹。他自己也对此颇为认同，“当全球的目光都落到中国时，你喊一嗓子就被看见了”。
他当然明白，空前火热的艺术场日渐成为一个充满欲望的名利场，尽管他也是其中的受益者。“我别无选择，绘画只是我最擅长的表达方式，我不会为了某个展览、某个客户的喜好去量身定作。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没有这么做，现在更没有必要这么做”。
告别青春
出生在1964年的曾梵志同样经历了短暂的文革动荡。从少年开始，他就对那些血腥的事物有超乎寻常的热爱，日后这些在他的作品中均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对他来讲，画画本是叛逆期的业余爱好，到后来竟慢慢变成一种精神寄托和残酷青春的出口。当然，他更无从想象，这也成为日后改变人生的一个契机。
初三退学后，他到印刷厂做过工，还曾经连续三天三夜加过班，苦日子过久了，令他对痛苦和不安始终有着切肤之痛。市井气十足的武汉，在上世纪85新潮时是美术界的重镇，帮派林立，有着不错的艺术氛围。后来进入湖北美院读书，曾梵志在校内举办了自己的首次个人画展，作品几乎完全来自课堂之外。在闭塞的校园环境中，这种出格的举动使得他的画展仅仅在内部观摩了三天就草草结束。
等到毕业时，大家都依惯例去西藏、陕北的农村写生，唯有曾梵志一反常态地留在武汉，画自己最熟悉的身边生活，他认为这些更接近他的个人经验。《协和医院》三联画正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他借鉴西方宗教的表达方式描绘了普通人受难与被拯救的状态。这幅画日后被香港汉雅轩画廊的张颂仁购入，也是曾卖出的第一张画。
无可置疑，对艺术青年来说，北京依然有将人梦想放大的能力，他坐着绿皮车，不断往返于北京和武汉。他在美术馆中看到的那些西方的舶来品与官方力捧的艺术形态相去甚远，对方创作中的自如让他迷恋又自省。
不久之后，他终于作为一个“外省青年”，离开原有的生活惯性，只身一人来闯北京，身上还揣着母亲给的100斤粮票。那时的北京对他而言象征着新鲜、反叛和不确定的未来。从一开始，他就没有选择进入体制内，尽管这在当时意味着或许可以分到一套带有抽水马桶的三居室。他也没有去圆明园，而是在三里屯附近租了个小房子。这个城市令他惊讶，当他走到街道上，居委会的大妈终于会将他认作艺术家，但在遥远的武汉，这依旧是个身份莫名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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