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棕榈奖和金酸梅奖到今年已经是举办两届了。作为一个由年轻批评家自发组织的奖项，它反映了某种批评的自觉。这在今天商业化运作愈演愈烈，几乎完全控制艺术生产的背景下，具有价值的彰显作用。所以，自这两个奖项设立以来，我一直都很关注。不过，由于这两个奖项的提名权设置了一个青年批评家的前提，而第一届提名活动与评奖活动主要是以1974年之后出生的批评家为主，我无缘入围，也就只好徘徊在心门之外、冷眼旁观了。据第一届的情况反映，有两个焦点引起了不少人的热议。第一是对青年批评家的年龄设置问题;第二是青年批评家是否有一个价值整体?第一个问题引发了什么人可以进这个批评家之围的讨论，第二个问题则延伸出了第四代批评家的话题。我无意探讨第一个问题，因为入不入围，进不进局，那是取决于组织者的喜好，跟学术无关。况且对于青年的定义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一个严格界限，虽说也有联合国规定，但各行各业都对其保留着弹性的余地。所以，第一个话题实际上是一个志趣相投的圈子问题，不能放到学术的平台上来公开讨论。不过，第二个问题却很重要，因为这涉及到当代艺术的人文价值，如果说第四代批评家能够既成事实，那么中国当代艺术也必然会迎来它的第四次浪潮。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相相合，从来都是历史发展的驱动力，第四代也不例外。

我看过一些关于第四代批评家的讨论，总的感觉是自我阐释比较多，倾向于文本，而对艺术作品较少介入。这可能正是所谓第四代批评家的群体特征，因为这批人大都有着深厚的学院背景，基本上都是按照学院的程序成长起来。所以，社会的现场感不强，尤其缺乏跟艺术家之间的生命互动。当然，批评的方式有很多，不一定都是近距离观察，也可以远望，进行宏观的理论梳理。但不论是哪种批评方式，都必须要与时代契合，关乎到人的痛痒。否则，就是封门造车、自话自话了。过去的艺术批评，之所以能够形成几代人的格局，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对艺术实践的影响，呈现了不同时代的精神特征。无论是“85”，还是“后89”，批评家都是作为一种价值的输入者，参透其中，与艺术家同甘苦共患难，一起拓展了艺术的想象与人文的思想空间。所以，时过境迁以后我们回顾当年，总是能够从一些极具代表性的艺术作品和艺术思潮下面发现批评家的身影，看到他们的思想内涵与生命质感。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鲁迅当年对他恩师章太炎的评价，鲁迅认为章太炎后来步入迷林，落入暮色，主要是因为他成了“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这是鲁迅当年为自己与他恩师之间划出的警戒线。我想，中国当代艺术如果要呈现出第四代批评家，大概也应该先要有鲁迅这样的警惕，而不是急于告别过去，跟过去的批评家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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