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队女孩”卷土重来，谈新作、艺术市场和占领华尔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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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报道——“游击队女孩（Guerrilla Girls）”的持久活跃使我们感到艺术界中仍有巨大的生长空间。上周四晚，这队自命为“面具复仇者”的女性艺术活动家在布鲁克林博物馆（Brooklyn Museum）继续着她们的行动呼召——她们崭露头角距今已有27年。当晚，老姑娘们与观众们一起追忆着她们为女性和有色人种奔走呼告的生涯，并通过她们修订过的《游击队女孩美术馆行动手册（Guerrilla Girls Art Museum Activity Book）》向观众们演示美国的艺术博物馆中种种不足取的女性形象代表。

这一化名女性团体（注：团体中人几乎清一色地取著名女艺术家的名字）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一直致力于使人们对艺术圈中存在的歧视产生关注，而令人有些不安的是，该团体如今的作品与她们在1989年推向公众的形象无甚不同——挑衅性的街头海报活动，使人们注意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只占个位数的百分比。游击队女孩不会远离其根源，而或许要害在于她们面对的事态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

她们的新版“行动手册”是对许多机构发给儿童用作教育导览的册页的戏仿，小组成员们以讽刺性的测验和游戏来抨击博物馆方那些令人反感的行事方法——一如往常，如果不让主办方下不来台就不是游击队女孩的范儿了，这却也只是诸多举动之一，该团体应邀参加该馆的系列讲座活动，而非展览，她们还提议给博物馆建筑上铭刻着的清一色的男性姓名“来一次变性手术”，高呼“把博物馆的正面墙给我们！”——在开始她们的演说之前，“游击队女孩”的创立者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和凯绥-珂勒惠支（Kathe Kollwitz）对记者大谈她们的“手册”的新内容，她们面对的问题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在“占领华尔街”年代中，她们的行动方式是多么相宜。

记者：你们的作品何时开始从以美术馆为靶子转向与美术馆合作了？是否有美术馆的支持使你们更容易畅所欲言？

凯绥-珂勒惠支：在过去的5-10年中，我们比以往忙得多，但真的面临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那便是：当你花费毕生心血去批判的体制伸出双臂来拥抱你，你还能做什么？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举办展览，团体面对的问题总是一样的：“天哪，我们现在还能做什么？”我们非常努力不使自己受限于美术馆为我们划定的界限内。对我们来说，使作品接触尽可能广的观众也是非常重要的。在美术馆之中，在它们自己的墙上和听众席中批判它们，是多么令人跃跃欲试的事儿啊。

弗里达-卡洛：我们的匿名性确实帮了大忙，使我们在美术馆里能啥都敢说。但从美术馆这方面看，它们也变得更加合作。它们显得非常民主和亲民，但其实它们都是艺术藏家们经营的——这帮人都成了美术馆的董事。艺术藏家——说白了就是艺术投机商。那些人感兴趣的是买作品而后坐等增值，而美术馆呢，正是这个的帮凶。有点儿见识的都知道这是个腐败到家的体系。任何其他种类的商业贸易中都不会容忍这样的腐败。艺术藏家（通常是白人汉子）决定着博物馆该收什么，决定着哪些玩意儿能进入我们的艺术史，这民主你妹啊。这不就是权力决定历史嘛。

记者：修订“美术馆行动手册”的灵感来自哪里？你们为修订而做的研究受哪些当下事件的影响？在为修订而做的研究中，你们发现怎样的趋势和统计信息？

凯绥-珂勒惠支：这些年来我们做的事情之一是回过头去重新处理那些数据。过去的好几年中，我们做过忒多项目涉及体系、艺术和艺术家。同样，我们也时不时地回顾，重新评估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行动。我们最著名的一幅海报是《女人必须脱光才能进入大都会博物馆吗？（Do Women Have to Be Naked to Get Into the Metropolitan Museum?）》。我们1989年刚开始做时，那里只有5%的展品是女性艺术家创作的。2004年我们又做了一次，在“行动手册”第一版中，那时女性艺术家作品的比例缩到3%。几个月前我们又做，还是5%。美术馆们还是落后得很。

记者：过去的数年间，有哪些在美术馆举办的展览促使你们产生重新处理“手册”，去回顾和修订的想法么？

凯绥-珂勒惠支：好嘛，其中之一肯定是过去的几年里举办的那些女性艺术展，又使人们觉得：“啊哈，我觉得这样就皆大欢喜哦亲！”你和许多人说这个，他们都会说：“啊哈，女性主义嘛，全都过去了。事情都解决了嘛，有木有？”女性主义展一结束，或许女性和有色人种的境况会在起始层面上好一些——但路还长着呢。回过头去看看，是个吸引人的想法，尤其是1%和99%的问题。1%的人经营美术馆，观众却可能是99%，或90%。我们一直在尝试着深化对体系的批判，说更多该说的。

弗里达-卡洛：回过头去看这本手册中的素材非常重要，原因之一是当下的经济萧条。2008年大家都悲催得不行，失业处处有，经济很坑爹，但艺术市场一点儿也不坑爹。艺术市场非常强大。一些事发生着，使美术馆成为非同寻常的地方，都是亿万富豪在经营着。艺术成为一个存钱、洗钱的好地方，向美术馆进行大笔捐赠，可以极其有效地避税——这些全掩盖在“非营利”啊、“学雷锋”啊的表皮下。我们就想扒它这层皮，好好瞅瞅，审视一下美术馆。它们真是为公众服务的吗？它们真是在为大家保藏艺术史吗？

记者：你们面对的问题有什么变化么？有的话，是什么？

弗里达-卡洛：我们最早开始时，到处是怀疑的气氛，没人愿意承认女性和有色人种艺术家们受到有意或无意的歧视。当时我们也拿不准，当时那些版块还没能组成一幅全图。我们早期的海报都只是提出问题，而当我们将事情拼在一起，我们意识到存在体制化的歧视——女人在美术学院接受教育，而后职业机遇却全然消失。

而现在，过去了27年，事情变得不言而喻。我觉得谁也不敢说可以写一部文化史，却不考虑历史中文化发出的所有声音。不再是27年前的样子了。以前，人们认为艺术有自身的轨迹，自身的历史，艺术圈与美术馆中都是精华，写历史的都必须抓住最有意义的部分。我觉得这不再是人们的共识了。而同时，另一些东西杀了出来：多元文化主义的问题，以及多元文化主义常常生产出来的面子活儿。

凯绥-珂勒惠支：我们总在讲负面、负面、负面。我们是一群吐槽控。

弗里达-卡洛：专业吐槽控！

凯绥-珂勒惠支：我们就不能稍微说点儿正面的东西么？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对此有所助益，但并非只有我们，很多其他人，包括一些在机构里工作的人们，他们相信我们做事情的方式。现在有些博物馆开收藏更多女性作品之先河。他们意识到以前的做法是不对的，希望能以改变藏品中百分比的方式进行改善。

这其中包括泰特现代美术馆、蓬皮杜中心、斯德哥尔摩现代艺术馆（Moderna Museet），后者长期以来是这方面的先驱，如今只是努力重振此风。还有西班牙全国，法律规定为女性提供同等的资金，此前的那些年女性真的很不容易。MoMA（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也有此类举动。所以说尽管前路漫漫，一些机构正在尝试。

记者：《访谈杂志（Interview Magazine）》前不久将你们的作品置于“占领华尔街”的语境中。你们愿意么？这场运动对你们的创作有什么影响么？你们会与他们的目标惺惺相惜么？你们的作品为此发生过改变么？

弗里达-卡洛：我们愿意做更多。我们参与其中，愿意做更多更多的事儿，所以我们以各种方式全力支持。

凯绥-珂勒惠支：我感到有魅力的是，“1%和99%”或许是用来形容我国当下状况的最有创造力的观点了。棒极了。它完全改变了这国家中对话进行的方式。这是一个人想出来的。这恰恰展示出一个有创造力的观点是怎样改变基于某事的一场对话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个。

弗里达-卡洛：我们长期以来都在吐槽艺术圈中的等级制度和腐败，看到占领华尔街的哥儿们姐儿们用同样的方式分析政治体系使我们感到强大无比。姐自己参加了好几次占领抗议活动，但还没被抓。等时机成熟吧。

记者：“游击队女孩”接下来的目标是啥？

凯绥-珂勒惠支：下一批作品想更多地触及政治，我们正做着呢，但我们先不拿出来，直到觉得可以加入对话了。我们不是为做而做。所以还没到火候。但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会去波兰的克拉科夫做个项目，然后去墨尔本得瑟一下，做做工作坊，还有好多展览计划。我们在芝加哥的哥伦比亚学院（Columbia College）的大展刚刚开幕，其中有过去10年中我们的大量作品。把这些放在一起看有趣极了。很多都一样，但希望比一样更好！

本文为申舶良翻译

【编辑：冯漫雨】

编辑：冯漫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