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物外交”走向双向传播

参观展览的有不少外国友人，在北京工作的意大利人罗西先生对记者说，“这次展品来自意大利各个不同地区的博物馆，很多展品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说实话，我觉得非常惊喜。我在中国工作的这段时间，发现中国人对文艺复兴时期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场展览正好让大家了解。我知道中国近些年到美国、法国等举办中国文物展览，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文物展来意大利，让两国的交流沟通更加灵活与生动。”

殷稼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追溯我国文物出境展览的开端，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文物外交”故事。20世纪60年代末，我国文博事业因“文革”受到极大的冲击。1971年4月，随着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中断了20多年的中美外交关系开始解冻。同一时间，应邀来访的法国议会代表团向中方提出，希望中国能去巴黎举办一个出土文物展，周总理表示同意。1971年7月24日，周总理批准郭沫若《关于到国外举办“中国出土文物展览”的报告》，并很快成立了展览筹备小组。经过一年多的筹备，至1973年1月，专门负责国家对外文物展览工作的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工作委员会、出土文物展览工作室成立(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的前身)。中国文物展的第一站放在法国，耿宝昌作为展团第一批成员，独自一人押载着500多件文物乘坐法国专机从北京飞往巴黎。5月，新中国成立后首个文物出国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在法国巴黎开幕，展品385件。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文物展览不断走向世界各地，国外的文物展览也在近几年来到中国。它们不仅丰富了中国博物馆展览陈列的内容，同时也让国人有机会不出国门就能领略世界文明的多彩和国外文化艺术的魅力。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近年来引进的“古埃及国家文物展”“古罗马文明展”等。此外，作为中法文化年的重要内容，故宫博物院在午门迎来修缮后的首次展览“‘太阳王’路易十四——法国凡尔赛宫珍品特展”。这些展览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观众的视野。近年来，中国和外国举办文化年、国家年，文物展览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提高学术水平 分享“文化大餐”

从目前我国对外文物交流现状看来，文物交流及展览仍然继续扮演着“双重”身份。一是继续传承人类文明，二是继续为商业、政治、外交贡献力量。

随着近几年出入境文物交流展览的增多，我国在出入境文物的展览筹备、展品包装和运输等各方面能力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殷稼谈到，展览筹备是一个比较复杂而且责任重大的过程，例如，确定展品，调集文物，对文物进行拍照、修复、包装、写说明等。在20世纪80年代，此类展览较少，展品有时提前半年就集中到北京，很多文物还要在北京进行包装，一个出境展览甚至要筹备两三年的时间。其中，和外方“点交”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很多展品都拥有一两千年乃至五六千年的历史，容易出现残损、裂缝，过去科技手段不那么先进，需要记录在册，“点交册”上面有照片、展品详细信息等。随着科技发展和展览数量的增多，近些年来，出入境文物展览的准备周期在不断缩短。

在运输方面，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相对先进的包装技术，国内包装公司快速成熟起来，进一步确保了出入境展览文物的安全问题。

同时，文物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法规和制度建设也与时俱进。1978年至1982年，国家文物局先后发布了《博物馆涉外工作的通知》《关于文物事业涉外工作的几点意见》等涉外法规性文件。近年来，《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办法》《文物出国(境)展览管理规定》等许多涉外法规性文件相继出台，对出国(境)文物展览、文物出境进境等涉外工作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对于出入境文物展览如何进一步发展，殷稼认为，首先要提高办展学术水平，多出精品展览。一个好的展览，不仅仅在展出期间产生较大影响，展览结束后仍常常被人们提起。以《走向盛唐》为例，该展历经7年筹备，从策划、选题、文物组合到内容和形式的设计，无不凝结着筹展人员的深厚学识和研究心血，一丝不苟，佳评如潮。像这样较高水平的展览，在国外展出后，都应回国举办汇报展，让国内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大餐”。

殷稼强调，举办出入境展览的基本思路不应该改变，在尽量满足和尊重外方要求的同时，坚持自己的原则。在展览筹备的过程中包括展品内容，布展方式等应该积极沟通，认真听取外方的意见。但是涉及原则性问题要严格坚持我国的观点。在之前筹展中，我们也遇到某些西方国家希望用我国的展品来诠释他们对于某些历史文化的理解，一旦发生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及时制止。因为我们要在不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让走出国门的文物展览成为传播中华文明的“国家名片”。

【编辑：宋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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