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师王澍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

王澍 作品

（WSJ. Magazine 2012年创新人物奖获奖者包括设计师、建筑师、艺术家和科技奇才──他们都对合作以及与广大观众互动满怀热情。本文介绍的是WSJ. Magazine 2012年创新人物奖建筑类获奖人：王澍。）

王澍被人跟上了。这位49岁的中国建筑师在中国美术学院(China Academy of Art)象山校区的建筑车间内穿行时，他身后20多米远的地方尾随着一个体型瘦削、一脸惶惑之色的年轻男子。王澍在这幢建筑内教书，而包括这幢房子在内所有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的建筑，都是王澍设计的。王澍对这里的道路很熟悉，他走得很快。但这却丝毫未能阻止这名年轻人继续跟随着他。

走过工作室和办公室，这位建筑师和他身后的尾随者沿着走廊一路走下去，这些走廊会突然转弯，或者在一个楼梯井处骤然终止。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的设计复杂且不规则，所以人们行走其间很容易迷路，用王澍开玩笑的话说，这是教育的重要一部分。走廊先是变窄然后又变宽，豁然开朗处是一个前庭，这里铺着砖地，藤萝植物攀爬在墙壁上，使得此处看上去像是一个十分古老而肃穆监狱里的放风之所。由金属打造的狭窄过道将这一建筑与周围挤作一团的建筑物连接起来。王澍说，这里像个村落。

当走到从一幢建筑通向另一幢建筑的一处斜坡时，那名年轻男子终于追上了王澍。他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一个慕名来访的游者，来自遥远地方一个相当贫穷的小县。他想与王澍教授合个影。王澍满足了他的愿望。

王澍的一位同事稍后评论说，他获奖之前在中国没有名气。照相机的快门按响后，那名年轻男子过来与王澍握手，当此人走开时，王澍从一个红色的中华烟烟盒里拿出一支烟，他说毛泽东当年就吸这种烟。王澍无拘无束地微笑着：王澍正越来越频繁地碰到像这名男子这样不期而至的访客，但这位设计师显然并不觉得与他们碰面是什么乐事。

在正迅速成为世界最重要国家的中国，与他们不期而遇仅仅是成为国内最重要建筑师的后果之一。

在王澍获得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Pritzker Prize)后，他不仅得到10万美元的奖金，还有如暴雨般倾泻而来的媒体关注。如果获奖的建筑师堪称幸运的话，有关他获奖的大多数媒体报道都不会谈论是否其他某位建筑师更有资格获得这一奖项。

王澍今年二月获得普利兹克奖时，他恰在美国洛杉矶，正打算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做一次学术演讲。该校出面接待王澍的教授是同样身为建筑师的德纳里(Neil Denari)，王澍得知获奖消息那天的下午他两人在一起。德纳里说，王澍的手机当时响个不停，那些中国记者们凌晨三点就不停地给他打电话，在正式宣布获奖消息前一天有关他获奖的消息就被泄露到了互联网上。德纳里还说，王澍当时不像是在想，“在全世界出名，这正是我一直等待的事情”，他看上去有点摸不着头脑。

确实是这样。王澍的成长背景不同于大多数像他这样水平的建筑师。他曾有差不多10年的时间与建筑业的工匠们一道埋头工作。这段从建筑学院毕业到成为职业建筑师之前他自我安排的学徒期，在王澍的职业生涯中留下了持久的印记，而在施工第一线工作养成的心态，又使他不屑于建筑设计界的那些褒奖。在施工第一线常常要干许多具体的工作，比如核算工资，确保施工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等。

但王澍看似无所谓的样子并不意味着他认为普利兹克奖评委会决定将该奖授予他是一个错误。德纳里说，他并非因谦逊过头而认为自己一事无成；他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王澍在1997年与妻子陆文宇共同成立的业余建筑工作室(Amateur Architecture Studio)虽然只有七名同事，但却设计出了一系列获得业内称赞的作品，这其中既有城市公用建筑，也有私宅和展览馆，它们全都建在中国。王澍有时候显得缺乏自信，但他知道自己走的路是对的。王澍像建筑队工头那样生硬而坦白地说道，我走的是一条新路。

正是这样的态度加上这样的经历令业余建筑工作室别具一格。中国的建筑文化与美国极为不同，而王澍则浸淫其中。他的作品被形容为中国的“新乡土主义”建筑风格。这可以是王澍建筑风格的一个名称。更广泛而言，业余建筑工作室的项目类别丝毫不亚于是中国新民族建筑的一个缩影。

王澍说，我们讲求的是技艺。他知道中国建筑者的能力，他能够设计出只有在中国才能建造出来的建筑，而且他使自己的工人们成为这个过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距离中国美术学院工作室不远的地方，工作人员正在建造由业余建筑工作室设计的校园访客酒店。踏着纤细的竹桥一层层地爬上去，可以看到工人们正在手工安装木屋顶的结合处。他们都是技艺娴熟的工人，是王澍的人。在象山，有一条室外通道的两侧是用斑纹砖砌成的镂空墙。其中大部分都是由砌墙的工人设计的──业余建筑工作室的建筑师们砌出一小块样墙，然后就退后，留给施工者完成剩下的工作。

迄今为止，这种基于群体工艺的做法最令人震惊的展示是宁波美术馆。宁波美术馆坐落在浙江省宁波市，于2008年完工，馆内有33万平方英尺（约合3万平方米）的地方历史及文化展示区，用的是当地的木工技艺，还有与实物一样大小的立体景观中的蜡像。靠近看，这座建筑的外观看起来像由一大堆色彩各异的石板、瓦片和砖块堆砌而成，而实际上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大部分材料都是建筑师们和他们的施工团队从宁波市内和周边拆毁的建筑中捡来的。

宁波美术馆从一些角度看像是一座坚固的城堡，从另外一些角度看像是一艘怪异的灰色大帆船，与业余建筑工作室的很多项目一样，宁波美术馆充满了神秘感。王澍每天早上都练习中国书法，他解释说中文中没有一个单一的表意文字可以表示“建筑”这个词。他说，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没有建筑这个词。只是由学者讲给工匠。如果说他的创作作品看起来有点没有特色或浑然天成──就好像这些作品不是出自一个设计者之手，而是来自整个文化──那也非常贴合中国的建筑历史。

历史感是沉淀在王澍的心底的。他不用电子邮件，不开车，他和妻子（两人都是新疆人）选择在杭州生活，并把办公室设在杭州，而没有设在开车只需两个小时的大都市上海，因为杭州与中国文学和美术有渊源。晚上，夫妇两人去杭州附近山中的一个茶馆；他们的朋友多为诗人、音乐家，大家一起讨论中国古代山水画。在聊天的间隙，王澍指着漆木茶几上摆放的一个古董陶罐──他喜欢釉面反射出来的柔和的光。他说，我不喜欢只在表面的光，我喜欢从里面发出的光。

王澍的整个生活模式似乎都可以印证宁波美术馆这样的项目背后的感觉──这些建筑是一个难以磨灭的、真实中国式思维的一部分。丹麦建筑师英厄尔斯(Bjarke Ingels)是王澍的钦慕者之一，他认为王澍这样做是出于一种重要的建筑使命：建筑应该与风土人情和历史相融合。英厄尔斯曾赢得WSJ Magazine 2011年建筑类创新人物奖。他说，不同文化的建筑应该看起来不同，地方风格必须与特定的条件和可用的材料相对应。从这座古城的墙壁、街道和小巷得到启发，王澍的作品与其元素之间的归属关系是建筑中少有的，特别是在中国。而中国无疑最需要这样的关系。

如果笼统地分一下类，21世纪中国所有的严肃建筑都可以被归为以下两类之一。第一类是一种随处可见的趋势：从迈阿密和纽约引入的带有玻璃幕 的住宅楼，以及国际明星级建筑师设计的标志性的大剧院和博物馆，这些建筑在大城市开始变得越来越普遍。这一西方化趋势催生出来的建筑并不一定很糟糕──只是不够震撼。相反，还有一类建筑：那就是王澍的建筑。王澍说，人们说他们希望中国强大，他们认为谁是强大的？美国！按压下跟风效仿的冲动，王澍的作品宣告了中国建筑的独立性。

但令业余建筑工作室设计的建筑极具独创性的那些品质也恰恰可能使其令人难以接受。面对类似于该工作室在杭州中山路上设计的一个茶馆这样的项目，西方游客可能会因其纯粹的中国风格而望而却步。这座茶馆是由混凝土和石头堆成的一个不规则的长方形。或许一个人必须浸淫中国历史才能彻底理解这座建筑：就像它的创造者那样，去感觉传统与当代之间的关系。

或许并不需要浸淫中国历史就可理解。普利兹克奖评审团似乎已经理解，而这一次设计世界的其他人也表示赞同。这个奖项的宣布只有一个小毛病，有人认为王澍的妻子应该一同获奖。（在象山附近的新酒店工地，很容易证明这一点：是陆文宇与工人争论，安抚客户，找来助手。）

尽管王澍本人浸淫中国传统，但他也一直在借鉴欧美现代派建筑师的作品。业余建筑工作室强烈体现出了这样的影响，2006年建造的金华瓷屋就可见一斑，这座建筑粗糙的质感和坚固庞大的外形让人想起卡恩(Louis Kahn)的作品。该工作室甚至开始考虑在中国之外的第一个项目。

最重要的是，对业余建筑工作室设计的建筑最感到难以理解的并不是西方人，而是中国人。王澍说，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对现代主义有一些了解的中国人很少能够理解这些项目，很多人没有认识到宁波的石头与他们自己国家传统营造的环境之间有何关联。业余建筑工作室的真正使命与其说是体现民族主义还不如说是教育国人，教中国人认识自己。

在今天的中国，这个项目无异于代表了强烈的批评。驾车行驶在杭州与宁波之间，可以看到中国因政府急于鼓励的超高速发展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车窗外，一座佛教寺庙靠在一个人工悬崖上，山旁被采矿和采石挖空了。王澍说，中国人就像没有根的树，他们浮着。业余建筑工作室的作品正在试图增强整个集体的根基。

这可是业余爱好者很难完成的工作（也恰恰显示出王澍及其公司有多么明智）。在一个像艾未未这样的艺术家能被当做异见人士而投入监狱的国家，在一个西方建筑师要考虑从一个非民主政权接受项目所带来的道德影响的国家，这位不喜上镜的教授却置身于聚光灯下，努力使人们重新找到他们共同的人性。他满怀希望。王澍说，当人们真正触摸到材料，感觉到真实的气氛时，他们就会觉醒。他们对一些地方有记忆；他们思考，我知道，在我内心深处，我的记忆。人们，他们知道这个。他们热爱这一点。

【编辑：李洪雷】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