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禄丁
孟禄丁,北京人,生于河北,1979年考入中央美院附中,1983年进入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上世纪90年代初前往德国学习,1992年移居美国,任教于美国理德学院。2006年回到国内,其主要创作在北京。
宋庄有一潭野水,乃修六环高速取土挖沙形成,因湖面常现烟锁柳岸,雾气昭昭,故“宋庄教父”老栗取名“雾塘”。放眼望去,这一汪人造湖周边杵着姿态各异的建筑物,分别是栗宪庭、方力钧、祁志龙等当代艺术同仁的宅邸或画室。2011年夏,孟禄丁工作室也迁居在此水旁,我们造访的时候湖边还在动工,春风狂躁地卷着黄沙,苍茫之外还颇有点身处世外之感。
当被问及为何会选择出国时,孟禄丁淡然慨叹:“如果不是没有办法谁愿意离开本土呢?那是个特殊的年代,中国美术馆已经不准展览抽象作品了。那时候从北京、上海走了很多人,大部分怀着赤子之心去国留学,而我就是其中之一。”在长达16年的旅居海外的生涯中,艺术家虽不无“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感叹,但也难解“独在异国为异客”的思乡之情,他几乎每年都会回国,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
旁观者的叛逆
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孟禄丁,童年成长于文革后期,生活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回忆起那段时光,孟禄丁感慨道:“我们那一代人很幸运,虽然都经历了,但对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大影响,小学、中学是文革后期,长大后没有赶上上山下乡、没有插过队,也没有失去读书的机会。相对于更早出生的人和父辈,我们更像革命时代的幸运儿和旁观者。”
孟禄丁的父母都是高级工程师,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常年都在外地修路架桥。用孟禄丁的话来说,他的童年就是“没人管、没人疼、没人爱,现在自由散漫的性格应该就是那时养成的”。小学以前,孟禄丁和外婆生活在河北保定。当时保定市武斗特别严重,市第一医院和263解放军医院相邻,一个是保皇派,一个是造反派,经常发生武斗。“我当时就住在两个医院之间的居民大院,晚上就能听到他们互相开枪的声音。”孟禄丁回忆道,“但是,儿时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恐惧感,枪战结束以后还去捡子弹壳,大家都喜欢信号弹,一点燃起来是有颜色的,这就是我小时候的生活印象。”如果说,文革给当时大部分的中国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的话,那么,对孟禄丁而言,这一场浩劫只不过更像有些恐怖的游戏罢了。
更有意思的是,孟禄丁最初的艺术启蒙也和这场文化大革命挂上了钩。“文革后期,街上到处都是批林批孔的大字报,母亲就领着我去街上临摹那上面的漫画,后来觉得临摹的不错,就给我请了美术厂的老师,教我画画”。这是孟禄丁对进入艺术殿堂最初的描述。但孟禄丁的父亲并不支持,他经常对孟禄丁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1977年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孟禄丁的父亲仍是坚持让他考大学,并一气之下撕毁了他的一些速写习作,希望借此能够打消孟禄丁的艺术梦。但这一切都没有阻止孟禄丁对艺术的渴望,1979年,美院附中恢复考试,他孤身一人踏上了求学之路,“当时真可谓两眼一抹黑!”孟禄丁笑着说道,“我对中央美院附中一点都不了解,只知道当时全国只招40人,现在想来,如果当时没有考上附中,我都不知道现在在做什么。”当时入学考试除了考素描、色彩、创作、速写还有文化课,而孟禄丁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中央美院附中,发榜时录取成绩排序,他是001号。自此,孟禄丁的父亲终于不再反对儿子的选择。
中央美院附中是1953创建,校长丁井文带团去苏联考察,回来后他们就拿着列宾美院附中的建筑图纸,在中国美术馆隔壁隆福寺,盖了“如出一辙”的附中教学楼。同时,他们也带回了大量素描范画,从此,附中开始了正统的苏派教学法。作为恢复附中后的第一届,孟禄丁学习的也完全是苏派现实主义的写实技巧。而当时附中军事化的管理和学习,更是让孟禄丁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他不禁笑称:“那可是童子功!”
4年后,孟禄丁如愿考进了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而大二那一年,他的艺术之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5年,孟禄丁与张群一同创作的《在新时代——亚当夏娃的启示》,以改革开放打破禁锢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前进中的国际青年美展”中,巨大的男女裸体,超现实主义的绘画风格震惊了全场,这幅作品无论从内容上,还是表现手法上,都与当时还沉浸在用写实艺术讲故事、讲道理的现实主义艺术格格不入。谈到这幅作品创作的前因后果,孟禄丁回忆道:“当时的艺术界正沉浸在文革后的伤痛中,川美的伤痕美术,对现实的描绘给那些文革期间当过红卫兵、造反派,后又上山下乡的人带来很大触动,并成为艺术圈,乃至文化圈的主流,但这些对于我们从附中直接上来的学生来说,并没有太多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从附中开始一直都在接受西方艺术教育,虽然我们也去农村写生,但是我们写生时,看到的风景都是塞尚的风景,我们写生时总想在中国找到塞尚作品中的那几座山。”于是,孟禄丁与张群凭借着反伤痕美术的一腔热血,创作了带有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在新时代—亚当夏娃的启示》,这幅作品作为“85新潮”的开篇之作被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所铭记。2006年,它被泰康人寿以627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藏。
从第四画室说起
1985年,对中央美院油画系和孟禄丁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中央美院油画系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除保留原本的三个油画工作室外,又新成立了第四画室。而艺术上一向追求自我表现的孟禄丁,也从以苏派教学为尊的第二画室转到第四画室。“这个刚刚成立的第四画室究竟怎么搞怎么画,我们都不甚清楚,只是当时有个明确的教学宗旨:做有个性的,研究现代派的艺术。”孟禄丁说道。一时间,第四画室成为4个油画工作室中最自由、最开放、学习氛围最轻松的工作室。而这个时期的孟禄丁,也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超现实主义的绘画语言,走向了表现主义。当被问及为何轻易地就放弃了已经驾轻就熟的绘画语言时,孟禄丁表示:“年轻就想尝试不同的东西。我后来也画过超现实主义风格,但总觉得不适合自己。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超现实主义也是叙事的东西,本质上与叙事的写实主义没什么区别,不是我内心想要的,表现主义才能把我当时的感觉和情绪呈现和释放出来,所以才有了毕业创作《足球》。”但没过多久,孟禄丁又从表现走向了抽象。
编辑:李洪雷